第五章 牢籠（第3/3頁）

正是由於人們希望使教義中的所有問題達到某種統一，最終便導致了一系列著名的會議，後來被統稱為“基督教公會議”或者“基督教普世會議”。自從4世紀中期起，這種會議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召開一次，以確定哪些教義是正確的，哪些教義包含有異端的嫌疑，因而應該被判為錯誤、虛妄和異端邪說。

公元325年，在離特洛伊廢墟不遠的尼西亞第一次召開這種會議。第二次會議是56年之後在君士坦丁堡召開的。第三次是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開。從那以後，會議接二連三地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東岸的查爾斯頓召開了幾次，又在君士坦丁堡連續召開兩次，然後又在尼西亞，公元869年又在君主坦丁堡召開一次。

從那以後，會議就在羅馬或者由教皇指定的某座西歐城市中舉行了。這是因為，自從4世紀以後，盡管理論上皇帝有權召集這樣的會議（這個特權的附帶條件是，他要支付主教們的路費），但是人們普遍認為，對強有力的羅馬大主教提出的建議應該認真對待。盡管我們不能肯定是誰主持了尼西亞的首次會議，但是後來的所有會議全都是由教皇主持的。這些神聖會議的決議，也必須得到教皇本人或者他的代表正式同意。否則，便不能被視為有效力的。

所以，我們可以辭別君士坦丁堡，到氣候更宜人的西部地區去旅行了。

寬容與專制之爭始終反復進行。有的人把寬容看成人類最偉大的美德，也有的人說它只不過證明人類有很多道德弱點。我不想探討這個問題純理論的一面，但是必須承認，教會的支持者在為殘酷懲罰異端的行為加以辯解時，都講得頭頭是道。

他們這樣辯解：“一個教會和任何其他組織一樣，比如一個村莊、部落，或者一座堡壘，必須有一個總指揮，有一套明確的法令和細則，那些教會的成員都必須強制服從。所以，任何人發誓加入教會，就同時默認了要尊重總指揮並遵守法令。如果他發現自己做不到這一點，就必須承擔自己的決定造成的後果，並且離開教會。”

到這裏為止，一切都非常正確，非常合理。

如果今天一位牧師感到自己不再信仰浸禮宗的教義，他可以轉到衛理公會；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他不再信奉衛理公會的教旨，還可以成為一位論教派、天主教派或者猶太教的教徒，甚至還可以轉投印度教、土耳其的伊斯蘭教。世界是非常寬廣的，大門是為人敞開的，除了忍饑挨餓的家人，誰也不會對他說“不”。

現如今是一個蒸汽輪船和火車的時代，而且還有無窮的經濟機遇。

而5世紀的世界卻不這樣簡單。當時要想找到一個不受羅馬主教影響的地方，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當然，你可以從波斯走到印度，就像很多異教徒做的那樣，但是路途迢迢，生存的機遇又非常渺茫，而且這樣做還意味著他本人與其家人從此天各一方呢。

而且，假如人們由衷地認為自己對基督思想的理解是正確的，要說服教會對教義做一點改動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為什麽要放棄信仰自己喜愛的宗教的權利呢？

而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異端分子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是正統信徒還是異端分子，都認為宗教教義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如果聯合會中一群博學的神學家硬要定義不可能定義的東西，將上帝的本質歸結為一個公式化的東西，就像數學家因為對X的取值意見不一致而把對方送上絞刑架一樣荒唐可笑。

但是，那時基督教唯我獨尊和專制的精神已經牢牢地掌控了世界。直到最近，那些主張因為“我們永遠不可能肯定誰對誰錯”而倡導寬容的人，依舊有性命之憂，而且通常情況下，他們只能把自己的看法小心翼翼地隱含在拉丁文字中，僅僅有一兩個絕頂聰明的讀者才能參透其中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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