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督的曙光（第3/8頁）

就這樣，基督教徒和當局之間終於爆發了漫長而痛苦的遊擊戰。究竟有多少人傷亡，我們沒有掌握到準確的數字。依照公元3世紀著名神父奧利金(2)——他的好幾位親屬在亞歷山大城的一次宗教迫害中被殺的說法，“為信仰而死的真正的基督教徒的人數，可以很容易地統計出來。”

我們追究一下早期聖徒的生平蹤跡，就會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系列的血腥故事。我們禁不住心生疑惑：一個如此屢遭殺戮迫害的宗教，何以能流傳下來呢？

不論我給出什麽數字，肯定都會有人說我是個帶有偏見的騙子，所以我將保留觀念，而由讀者自己去得出結論。人們只要研讀一下羅馬皇帝德西厄斯（249—251年在位）和瓦萊裏安（253—260年在位）的生平，自然會對那段最黑暗的迫害時期的羅馬專制的真正本性有一個相當清楚的認知。

此外，如果讀者還記得，就連馬可·奧勒留如此開明的君主都承認：不能很好地處理基督教徒的問題，就會明白遠在帝國的偏僻角落，又想盡忠職守的無名小吏們所面臨的難題了：他們必須或者背棄自己的就職誓言，或者處決自己的鄰居親朋，因為這些人不能或者不願遵守帝國政府賴以自保的幾條簡單法令。

與此同時，基督教徒們並沒有因為異教徒的虛偽溫情而止步，而是繼續穩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在公元4世紀晚期，羅馬元老院中的基督教徒抱怨說，聚在一個異教偶像的陰影下使他們的感情受到了傷害。於是，格拉提恩皇帝便下令將勝利女神像搬走了。這座女神像在愷撒修建的大廳內已經矗立了400多年。好幾位元老對此舉提出異議，結果非但毫無益處，而且還導致其中的一些人被發配流放。

這時，有一位聲名遠播的忠誠愛國者昆塔斯·奧勒留·希馬丘斯，寫了一封有名的信，提出了一個折中的建議：

“為什麽我們這些異教徒和基督教鄰居不能平靜和諧地相處呢？我們擡起頭望到的是同樣的星空，我們是並肩走在同一行星上的夥伴，而且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人們選擇不同的道路追尋終極真理，這又有什麽關系呢？生命的奧秘如此費解，通向答案的途徑不該只有一條。”

這樣想的人不止一個，也有不止一個人看到羅馬宗教寬容的傳統已經受到威脅。就在勝利女神像被搬移的時候，羅馬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的雙方是拜占庭的兩派相互對立的基督教徒。這次爭吵引發了有史以來關於寬容的一場最富智慧的討論。討論的負責人是哲學家泰米斯提厄斯，這個人一直信奉祖先的神靈，當瓦倫斯皇帝在正統基督教徒和非正統基督教徒的爭論中偏袒一方時，泰米斯提厄斯覺得有責任提醒皇帝不要忘了自己的真正職責。

他說：“有這麽一個王國，沒有一個統治者能夠在其中施展任何權威。這就是道德之國，個人宗教信仰之國。在其中實行強制，勢必會導致建立在欺騙基礎上的皈依和偽善。所以統治者還是容忍一切信仰為好，因為只有憑借寬容才能避免民眾的爭吵與沖突。何況寬容還是一道神聖的道義。上帝自己就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容忍多種宗教的意願。只有上帝才能判斷人類渴望理解神聖玄機的方法正確與否。上帝在對他奉獻的各種崇拜中感到高興，他喜歡基督教徒使用的某種典儀方式，也喜歡希臘人、埃及人的其他典儀方式。”

這說得多好，可惜卻是對牛彈琴。

舊的世界及其觀念和理想一起死去，任何讓歷史時鐘倒轉的努力都注定要失敗。生活意味著進步，進步則意味著磨難。舊的社會秩序正在迅速地瓦解，軍隊全是由外國雇傭兵組成的反叛暴徒，邊境地區已經處於公開叛亂的狀態，英格蘭等邊遠地區則早已屈從於野蠻民族(3)手下。

當大災難終於降臨時，幾百年來一直投身政界的聰明的年輕人發現，所有晉升之階都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條路，那就是在教會任職。如果你是西班牙主教，就可以行使先前由地方長官執掌的權力；如果你是基督教作家，只要願意全身心地投入神學命題，就一定可以擁有眾多讀者；如果你是基督教外交官，只要肯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裏代表羅馬主教，或者敢於冒險到高盧或斯堪的納維亞的腹心地帶，與那些野蠻部落的酋長修好，就一定能夠迅速飛黃騰達；如果你是基督教財務官，則可以通過管理那些迅速擴大的房地產來發財致富，就像拉特蘭宮的占有者一樣，成為當時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富豪。

在過去的5年中，我們也目睹了一些具有相同性質的事情。到1914年為止，歐洲中部那些野心勃勃、不依靠手工勞動謀生的年輕人，幾乎悉數進入了國家機構。他們在不同的帝國陸軍、皇家海軍裏擔任軍官；他們占據著司法機構的高級職位，掌管財政，或者在殖民地擔任幾年地方長官或駐軍司令。他們並不期待變得非常富有，但是職位給他們帶來極高的社會聲望，而且只要再發揮一些智慧、勤奮和誠實，就可以擁有一個非常舒適而又備受尊敬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