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第4/12頁）

故凡屬政治上具有一種真實性之制度，則必從社會風氣醞釀而出。否則有名無實，有此制度，無此風尚，空制度決不能與真風尚相敵。故在當時，雖無特定制度可言，而亦可謂之是一種未成制度之制度。

以上略述中國教育制度之第二期，此下當述第三期，為秦漢時代之教育制度。秦代享國未久，當以兩漢為主。

三

西周以下之教育，乃是一種官立教育，同時亦是一種貴族教育。從孔子以下，雖無教育制度，但有教育精神，其時乃是社會私家教育時代，亦可稱為乃一種純粹的社會教育或平民教育。秦代統一，似乎又想把當時社會私人教育的新風氣新運動收歸政府，由政府來辦理，此乃一種微帶有復古傾向之開始，其時乃有博士官之設置。博士官雖受政府祿養，但不負實際政治責任，只備顧問，供參議，而同時得收納弟子，仍不失其為一學者傳播學術之身份。此種制度，淵源於戰國時代齊之稷下先生。齊國稷下先生七十人，秦博士官員額亦七十。此因孔子擁有七十弟子，故齊王秦帝亦定此數為員額。則當時政府仍為尊重學術尊重學者，而非如近人所謂只要鞏固其私人之政權，而始設立此制度。

博士官漢初沿襲不廢，待到漢武帝，又來了一次大改變。在秦始皇時，曾因博士官中有主張復行封建的，於是加以一番澄清，嚴禁以古非今，凡博士治古史的，幾乎全都罷黜。漢武帝則一反秦舊，把凡治戰國百家言的博士都廢了，只立五經博士，講求五經則是講求古代史實的。又秦始皇焚書禁以古非今，主法後王，乃荀卿所主張。漢武帝表彰五經，主法先生，乃孟子所主張。孟、荀皆孔門儒家，而主張各異。又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主性善乃中國傳統文化一特點，主性惡近似西方。故孟、荀相比，孟當較勝。後世常同稱孔孟，而荀卿則被遺棄。故秦漢之博士制，誠亦中國歷史上一大變。

秦代得天下，只二十余年，周代綿延了八百多年。專站在政治立場上，是秦代不足法，故必上研古經籍，這是當時一般人意見。其次，武帝又建立太學，五經博士在太學中正式任教，太學生又稱博士弟子，如是乃恢復了西周官立教育之舊傳統，但已非貴族教育，仍是平民教育，只由政府特立學校來推行。

西漢教育制度之重要性，乃以育才與選賢雙軌並進。換言之，乃是教育制度與選舉制度之配合行使。由地方學即郡國學申送十八歲以上青年入太學，受業一年，經考試，以甲乙等分發。甲等得在宮廷充皇帝侍衛，乙等回歸本鄉作吏。為吏有成績，重得選舉入充皇宮侍衛，再由侍衛分派到中央及地方政府擔任各職。

此一制度，形成了此下漢代政府較之以前歷史上所有之舊政府，嶄現了一獨特之新面相。凡屬政府成員，皆須太學出身，或是由太學生服務地方政府為吏之雙重資格為出身。此等人，皆經政府之教育與選擇。每一成員，既通經術，亦稱文學，又擅吏事，漢人謂之“通經致用”。縱位極承相，亦不例外，必備此資歷。故漢代自武帝以下之政府，乃備受後世之崇重。後代政府，亦莫能自外於漢代之規模，而別創一新格。總之是受教育的始能任官職，教育地位，乃顯在政治之上了。

博士於五經，有兼通、有專精。但雖兼通，亦必以專經任教。惟一經亦可有幾派說法，經太學博士與朝廷公卿會合審查決定。所以到宣帝以後，五經共設有十四博士，即太學中共有十四個講座，此外不再添列。

所難者則在考試，須定一客觀標準。故每一太學生，必申明其自己乃依據某一講座之說法而作答。漢人謂之家法。五經共分十四家，每一經之章句訓詁，必遵從某一師之家法，以為考試之答案，乃能及格。其實所謂師傅家法，皆為便於考試，在學術上，其高下是非，則仍待討論，非有定案。

但太學在此後已成為利祿之途，來者日眾。其先博士弟子只五十人，漸增至一百人，兩百人，一千人。有人說孔子弟子三千，太學生名額遂亦增至三千人。此已在西漢之末年。下及東漢晚期，太學生乃增至三萬人。試問十四位講座，如何能教三萬名學生。太學至此，逐漸變質，失卻了開始重視教育之用意。

而且既定家法，則重墨守，陳陳相因，無發明，無創辟。私人聰明反而窒塞了。於是官學遂又不受人重視，真心求學的，重又轉歸到社會私學去。私學即是排拒在博士講座之外的。或是在博士家派之外，自有講法的。或是在博士家法之中，有所融會貫通的。既非十四家法，即為太學所不容，於是只在民間設教，當時謂之開門授徒。太學博士所講，以其為當時所通行，稱為今文經學。民間所授，以其非為當時所通行，乃稱為古文經學。古文經學無家法，可兼通，可博采。此亦都在東漢之世，私學乃又代官學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