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 章盛運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與士人之腐化】

唐代的租庸調制和府兵制，結束了古代的社會。其政府組織和科舉制，則開創了後代的政府。但後兩者亦各有其流弊與缺點。

一、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

科舉制讓人自由應考，即是廣泛的開放政權。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員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極廣，科舉選不過是其間的一項。

高宗時劉祥道疏：“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時楊瑒言：“唐興，二監【指兩京之國子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通明經、進士十倍。”按：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取明經不得過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

於是“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高宗顯慶二年，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語。】

劉祥道奏謂：“今內外文武宮，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萬五千人，已有剩無少。”而當時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武後時納言魏玄同上疏：“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東漢以二十萬人舉一孝廉，即最盛時亦不逾三百人。】

其勢循至於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其時則“官倍於古， 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 於是士無官，官乏祿，而吏擾人。”【玄宗時劉秩語。】

通典雲：“按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百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已降，凡十二萬余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軍功、使勞、征辟、奏薦，諸以親蔭等，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

在此情勢下，政府的用人，遂至於徒循資格，推排祿位。

開元時選人漸多，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裴光庭為吏部尚書，乃定循資格之制。自下升上，限年躡級。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按：此制崔亮已行之於後魏，裴光庭以後，遂莫能革。

然而祿位仍有限，資格仍無窮。在政海角逐中，漸漸分成朋黨，而使在上者亦束縛困制，無可展布。

唐宰相猶得不次用人。代宗時，崔佑甫為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員。或謗其所除多涉親故，佑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為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余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有“得人”稱。自文宗以下，朋黨議興，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瞻，恐涉譏議。

以前的弊害，在於社會有特殊階級【門第。】之存在，政權不公開，政治事業只操於少數人之手。現在的弊害，則因特權階級逐步衰落，社會各方面人平流競進，皆得有參政之機會，而政權一解放，政治事業時有不易督責推動之苦。

德宗時沈既濟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此即申說當時政局之此種病象也。

以上所說，其先並不即是科舉制之弊病，只是科舉制亦在此種政權公開之趨勢下存在。此後科舉制逐步推進，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舉一門之下，則上述種種病痛，亦全由科舉制來保留。

照理論，國家一面公開政權，一面便應實施教育，好使兩者分途並進，此在貞觀初年頗有其意。

貞觀五年以後，太宗屢幸國學，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均增生員額。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髙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內，八千余人，其盛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後時，此風淩替。

舊唐書儒學傳：“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醇醲日去，華競日張。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吝官爵，取悅當時。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 新書儒學傳謂其時“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其腐敗可想。故劉祥道上疏，謂：“永徽以來，庠序諸生，未聞甄異，獎勵之道未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