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宗敦思想之彌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第3/10頁）

秦、漢方士遂以變法改制、封禪長生說成一套。

說文：“儒，術土之稱。”方、術、道三名同義。儒稱“術士”，陰陽家名“方士”，道家為“道士”，實一義相承也。方士求仙捷徑，厥為禮祠鬼神，期由感召而得接引；此等感召，須遵一定之方術。【即禮。】如漢武帝時方士李少君有“祠灶方”，即祠灶神之禮。謬忌奏“祠太一方”，【即祠太一之禮。】祭祠鬼神，不以其道不至。【道即術、即方，亦即禮也。】

故知方士其先與禮家同源，即儒之所習而微變焉者。變法改制以順天利人，此亦禮家研討之業。惟謂王者改制太平，封禪告成功，而得升天長生，【以黃帝為證。】則史記所謂“怪迂阿諛苟合之徒”。其間羼（攙）以道家神仙思想，為儒術所未有也。【由上述一說，上帝之性質又漸從“鬼神”的神轉換到“神仙”的神。此兩種變化，即惟一的上帝變成五帝、天神變成神仙，皆由攙進道家思想而來。】

古代一種嚴肅的、超個人的【相應於團體性與政治性的。】宗教觀念，【由是產生一種君主的責任觀念。】遂漸漸為—種個人的、私生活的樂利主義【尤甚者屬神仙長生術。】所混淆。

純理的【即超我的。】崇敬與信仰墮落，方術的【由我操縱的。】權力意志擴張。【惟一的上帝，分解為金、木、水、火、土五行；死生大命，亦以理解自然而得解脫，別有長生久視之術。】

團體性的【政治、禮會、歷史、文化的。】束縛松解，個人自由發舒。此兩種機栝，完全在道家思想之演進中完成。【道家思想過於偏激，陰陽家不過為道家接濟，使之漸達彼岸。】

古代以王帝代表著上帝，【因此王帝的性質，不重在權力而重在原理。】以地上之王國，代表著天上之神國。【因此人生只在現實，不在未來。】政冶、社會、風俗、經濟、教育、文化，【此一切即儒家之所謂“禮樂”。】一切群體的事業之發展與生長，消融了個人的【小已的。】對立，而成為人生共同之期求。【此即當時之一種宗教。】

孔子指出人心中一點之“仁”，【此即儒家所謂“性”。】來為此種共信畫龍點睛。只就仁孝基本，可以推擴身、家、國、天下以及於天人之際，而融為一體。【此即儒家所謂“盡性”。孟子於“仁”外言“義”，因仁字稍有偏於內在性與軟性，可以用此補正，使之外立與硬化。】所以人生之歸宿，即在身、家、國、天下之融洽與安全。【此即儒家所謂“天”與所謂“命”。】而人生之期求，即在政治、社會、風俗、經濟、教育、文化各方面之合理與向上。【此即儒家所謂“道”與所謂“禮樂”。】

此種意識，與秦、漢大一統政府相扶互進，不必再要另一個宗教。【後儒論禮樂，必從井田、封建、學校諸大端求之，其義在是。若專從死喪哭泣祭拜歌蹈，儀文細節處，謂儒家禮樂在是、古代宗教在是，則失之遠矣。】

二、東漢以下之道教與方術

逮乎大一統政府逐漸腐敗，【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發揮盡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當下現實的理想與寄托毀滅，群體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奮興，禮樂衰而方術盛。當此時期的社會，則自然舍儒而歸道。【其時的政府（或為政府打算的學者），往往想應用法家的手段來牢籠，而終於牢籠不住。】

王莽時代即是走上此種歧途惶惑之頂點。

王莽之受禪與變法，實為西漢政治社會已走上衰運後之一種最後掙紮。當時一面崇興禮樂，一面又盛事避忌。陰陽家本兼采儒、道兩家思想而成，王莽時代為陰陽學家思想之極盛時期，亦即陰陽學家思想內部破裂之時期。“禮樂”與“方術”，到底不能融合為一。王莽之失敗，一面即是陰陽學派思想之失敗。自此以往，儒、道兩家，依舊分道揚鑣，而陰陽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陰陽家思想已有不少滲入儒、道兩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雖粉飾禮樂於朝廷，而社會上則方術思想日盛一日。【只觀王充論衡所批斥，即可考見其一斑。】

東漢一方面是王綱之解紐，【即大—統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面則是古人一種積極的全體觀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應於亂世而起者，乃個人之私期求，方術權力之迷信，【段炯表薦樊志張，謂其：“有梓慎、焦（延壽)、董（仲舒）之識。”何進表薦董扶，謂其：“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晉韓友“行京、費厭勝之術”。當時人對學街，全以一種方術視之。而此種方術，人體為個人消殃避禍，求福延年。】與物質的自由需要。【最著者，人可不死，鉛汞可變黃金。以不死之生命而濟之以無量之黃金，則物質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無憾矣。】於是後世之所謂道教，遂漸漸在下層社會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