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皇帝”的正面與反面（第2/3頁）

上海淪陷後，杜月笙在上海做過一件事：出巨資找人印刷共產黨希望傳播的書籍《西行漫記》和《魯迅全集》，再印上自己的燙金印字“杜月笙贈”，送給上海各個租界的圖書館，供人借閱。

杜月笙和共產黨的交情還不只這些。同樣是抗日戰爭時期，杜月笙給共產黨軍隊買過不少通信器材。因為日本軍隊卑鄙的毒氣戰，杜月笙還專門花錢買了1000個荷蘭進口的防毒面罩，由潘漢年經手，送給八路軍。

但這些舉動，更像是杜月笙在為自己1927年的行為洗白。

1927年，蔣介石的國民黨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通過流血和暴力的方式捕殺共產黨人和國民黨的左派。

在這場政變中，杜月笙是蔣介石主要的合作夥伴。

政變前夜的4月11日晚，杜月笙邀請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當時的上海工人領袖汪壽華（中共黨員）赴宴，然後讓門徒將汪打昏，塞入麻袋，直接活埋於上海的西楓林橋下。

杜月笙喜歡別人叫他“杜先生”，總是穿青布長衫，再熱的天，第一粒扣子也不會解開（傳說他身上有文身，做了文化人，不願意讓人看見）。

但當年做起這類事，杜先生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那麽杜月笙和國民黨的關系呢？

杜月笙其實一直對國民黨有求必應。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國民黨對杜月笙也是頗為“尊重”。

在酒桌上，別人來敬酒，蔣介石都是坐著的。但杜月笙來敬酒，蔣介石是要站起來的，還要說一聲：“杜先生。”

1931年，杜月笙花50萬大洋建的“杜氏祠堂”在浦東高橋落成，萬人空巷。但最讓杜月笙有面子的，是那天國民黨自蔣介石以下，何應欽、胡漢民、孔祥熙，包括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和上海市市長張群，全都送來祝賀匾額。

只是，“尊重”是有代價的。

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後，已經沒有租界存在的上海，也就不再需要黑勢力的“斡旋”。對蔣介石來說，杜月笙已漸漸失去了利用價值。

前面說到的在上海北站打出標語的吳紹澍，並不是小人物，他是當時的上海市副市長。而他之所以敢打出“打倒杜月笙”的標語，是因為他背後站的是蔣介石。

1949年7月，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發表社論，稱杜月笙為“時代渣滓”。雖然蔣介石後來專門派人道歉，但杜月笙還是對門徒強調一句話：“那些政治大官，其實當我們是夜壺。晚上尿急了，想到用我們。用完了，一腳踢到床下去，嫌我們又臟又臭。”

杜月笙有一點，直至今日，歷史對他的評判是完全一致的——他懂民族大義。

抗戰期間，杜月笙有一個頭銜：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他從沒有把這個當作虛銜，而是切實設立了很多醫院，救助了很多傷員，錢不夠，就動員募捐，募捐不夠，就自己貼錢。

謝晉元八百壯士死守上海四行倉庫，各種通路基本都被封鎖。杜月笙一聲令下，籌集五卡車物資，冒死送到四行倉庫。

淞滬抗戰，確實是杜月笙體現民族大義的高光時刻。

作為“上海皇帝”，他曾放出一句話：“如果日本人敢利用租界進攻中國軍隊，我杜月笙在兩個小時內毀滅租界！”

話雖然狂妄了，但杜月笙真的願意去做。

他自己先捐出了5000把“快慢機”（手槍），然後在戴笠的鼓動下，以自己的門徒為主，組成了1500人的別動隊，直接就和日本軍隊幹上了。

可以想象，由地痞流氓組成的隊伍，和荷槍實彈的日軍交火，是怎樣的一種狼狽，但又是怎樣的一種悲壯！

淞滬抗戰後，為了阻礙日本軍隊對中國軍隊的追擊，杜月笙率先下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長江江面鑿沉。一看杜月笙帶頭，其他輪船公司也紛紛響應，鑿船沉江，阻塞了長江航道，遲滯了日軍的進攻。

上海淪陷後，日本人想收買當時的“上海黑幫三巨頭”。張嘯林直接做了漢奸，黃金榮不肯，但舍不得產業，只能虛與委蛇，只有杜月笙，毫不猶豫地選擇離開上海，避難香港。香港淪陷，日本人再度誘惑，杜月笙直接啟程前往重慶。

1949年，到了杜月笙必須要抉擇命運的時刻。

一方面，蔣介石再三發出邀請，請他去台灣。但1945年後國民黨對他的種種冷遇，已讓杜月笙心灰意冷。

另一方面，共產黨通過黃炎培等，勸杜月笙留在上海，保證既往不咎。但精明的杜月笙，知道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血，自思很難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