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洗牌 錯失良機

禪宗誕生在中國，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無論人們怎樣強調禪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卻無法否認它是佛教的一個宗派。既然還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脫不了幹系；而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又實在是相去甚遠。

不妨看看印度。

歷史上所謂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後由雅利安人（Aryans）創造的。這些移民來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稱為吠陀（Vedic），意思是“神聖的知識”。既然如此，他們實行種姓制度，掌握神聖知識的祭司婆羅門位居第一等級，提出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和婆羅門至上三大綱領，就都不奇怪了。[31]

然而印度也沒有教皇。

這裏面的原因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首先，印度的婆羅門就像中國東晉的士族，社會地位雖然高，卻沒有組織，不是集團，當然也沒有領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輪流坐莊的，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都曾經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耆那教和錫克教也勢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屢遭外敵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奪而去，有的入鄉隨俗，有的還帶來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請問選誰？

實際上印度半島是一塊動蕩的土地。英國人實行殖民統治之前，它幾乎沒有被真正統一過，分裂和斷裂倒是家常便飯屢見不鮮，可謂鐵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實上，它的面積過於廣袤，人口過於密集，文化過於多元，力量又過於分散，實在無法形成中華或羅馬那樣的大帝國。[32]

沒有統一的帝國，就不需要統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統一的宗教，當然更不需要教皇。於是，從未有過安寧的印度便只好變成“宗教博物館”，還是沒有館長的。

這倒不難理解。奇怪的是，雖然印度盛產宗教，印度人也充滿宗教情感，卻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錫克教都不邁出國門一步，這又是為什麽呢？

也只能說佛教是異類。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國門，而且還是公派出國。在中國的韓非子竭力宣揚法家學說時，梵文名叫無憂（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揚佛法，足跡所至東到緬甸，南到斯裏蘭卡，西邊甚至到了敘利亞、埃及和希臘。[33]

不能確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許在他看來，好東西就該與人分享。讓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脫，則無疑是功德無量的事情，也體現了菩薩心腸。

後來興起的印度教卻顯然沒有這個興趣。他們跟猶太教一樣，更願意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階級性。這個新的綜合體雖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義，本質上卻仍屬婆羅門。三位偉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濕奴（Visnu）和濕婆（Siva）分別作為世界的創造者、保護者和破壞者共存於頂級，然後繁衍出眾多的神。

這是符合印度國情的。等級森嚴符合種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風。無法回到祖國的佛教只好繼續遠行，到異國他鄉去尋找出路。

幸運的是，他們來到了中國。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不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還是宗教的真空地帶。何況佛教來得正是時候。沒過多久，中國就像印度一樣陷入長時間的動亂和分裂，此為天時；傳播路線主要經由少數民族居住的西域，此為地利；北方胡人視其為同類，南方士族視其為知音，此為人和。

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還能做轉口貿易。

當然，這裏面其實存在問題：中華和印度兩大文明畢竟異質，就像希臘和希伯來。好在文明史上並不乏此類奇怪的組合，比如羅馬教皇與法蘭克人的聯盟。可見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況佛教與中華文明並非沒有相通之處。實際上從宗教的角度看，文明無非四種：一神、多神、泛神、無神。多神教很難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雖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條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實質上是泛神論者，原本並沒有堅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當然，如果他們之前已有一神傾向，也不妨順水推舟地改宗更為純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華人的態度卻是模棱兩可含糊其詞的。你可以說他們無神，因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樣，也不妨稱其為多神和泛神，因為這些崇拜對象具有神性，能夠賜福於子孫後代和蕓蕓眾生。正是這種不確定，使雙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間和余地，難怪能夠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勢必產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實上，從中國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為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跟儒家學說等等一起漂洋過海的，這裏面當然也有禪宗一份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