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時間開始了（第3/3頁）

然而做起來卻其實很難。因為所謂“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譜”。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兒找去？事實上，本卷提到的那個“愛國賊”南蒯，便已經是能夠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為季孫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沒資格樹碑立傳。能留下姓名已是萬幸，哪裏還能指望隨處可見？

看來，也只能依靠直覺和靈感，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有這個意識。有此意識，便總能在宏大敘事中發現漏網之魚。

其實“愛國賊”南蒯這個人，是我在讀楊寬先生《西周史》時發現的；而第二卷《國家》中古希臘那個“賣香腸的”，則是讀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時發現的。該書只是把《阿裏斯托芬》這部諷刺喜劇的片段，作為鏈接附在正文旁邊，我卻認為大有文章可做。通過吉爾伯特·默雷的《古希臘文學史》，我查到了《騎士》公演的時間是在公元前424年，於是很快就在《史記·趙世家》中找到了東周晉國的故事。那個莫名其妙被殺的倒黴鬼，雖然是“君之子”，卻名不見經傳，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個“賣香腸的”，一個“掉腦袋的”，擱在一起好玩極了。希臘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較，更是意味深長。

實際上西周對於中華文明的意義，是相當於希臘之於西方文明的。只不過借用馬克思的說法，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我們民族則是“早熟的兒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時代，當然會表現出不同的氣質。

這是下一卷要講的。

[1]該書原名《走出美學的迷惘》，花山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後更名為《黃與藍的交響》，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鄧曉芒。

[2]請參看拙撰《論中國文化的精神》，收入《中華文化研究》一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國維稱，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制度論》）；楊向奎稱，沒有周公，就沒有禮樂文明和儒家思想，中華文明就會是另一種精神狀態（《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陳來稱，今天所謂“中國文化”，其基因和特點有許多都是在西周開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古代宗教與倫理》）；啟良稱，周公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國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獻中屢見不鮮，如《尚書》之《泰誓》、《康誥》、《酒誥》、《召誥》、《多士》、《君奭》、《立政》，頻繁出現“德”字，《詩經》和《左傳》也有類似觀念。商人講德，見《尚書·盤庚》。但此文系偽造，不足為憑。

[5]明清時期的天壇，東西長1700米，南北寬1600米，總面積272萬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長961米，東西寬753米，總面積72萬平方米。天壇占地面積大約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築物比天壇多幾十倍。文獻記載中，長安天壇也是皇宮的四倍。

[6]1949年10月2日，胡風在《人民日報》發表長詩，題目就叫《時間開始了》。至於中華文明真正開始的時間，當在西周。之前，應看作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