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時間開始了

1. 觀念

對於我們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恒的：是什麽、為什麽、怎麽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只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或願意回答。

比如歷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歷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持之有故，言之有據，可以說是基本要求。所以，學歷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歷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麽”，而不願意回答“為什麽”，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歷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歷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裏，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術等，則充其量只是數據庫，不是歷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歷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河床的，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是“真歷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歷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裏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2. 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面面。

與專業的歷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麽”。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便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只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復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於人，知行合一踐於行，禮樂合一成於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精神。[2]

由此便有了這樣的說法：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只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系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系統。

系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系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麽，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為“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3. 直覺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問題在於，為什麽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3]

也許，因為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恒河，西周文明則發源於涇水和渭水之間。以後發展為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仍然還是“美索不達米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