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為奴隸(第2/3頁)

而滿族人則精明太多了。滿族皇帝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他們知道這是成功統治漢地的基礎。他們孜孜不倦地閱讀漢文史書。他們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傳統人治明君的所有技術資源,挖掘了中國傳統體制的全部潛力。

清代是一個集大成的時代,是對中國歷史積累大梳理大總結的時代。用史學家高翔的話來說,就是:“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號稱盛世的其他各個時期相比,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勢。”“康乾盛世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學術文化上,都顯示出中國傳統社會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鼎盛狀態。”

清代皇帝們一方面有效解決了民生問題,另一方面也高效地推進了專制制度的嚴密、嚴酷。由於他們的精力充沛和才華橫溢,由於他們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義追求,他們把牢籠了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因此,在滿族統治階級的意志獲得最大張揚的同時,天下萬民最後一點自由呼吸的空間也被剝奪了。

熟讀漢文史書的清代皇帝們總結中國歷史,得出的結論是,威脅皇權的勢力無非有以下幾種:

第一類是皇族。因為身上流的都是開國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後代理論上都有繼承皇位的可能。這一點導致了歷代王朝無休止的內鬥。父子相屠,兄弟相殘,成了幾乎每個王朝都會演出的血腥劇目。

第二類是後妃和外戚。因為是皇帝的妻子和至親,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難之際,往往被委以重任。

第三類是太監。這些原本地位卑賤的不幸者,由於與決策核心層太過接近,也容易染指最高權力。

第四是權臣。皇帝是生殖競爭的結果,有機會成為沖鋒冠軍、制造了皇長子的精子不一定就是遺傳基因最出色的那一顆。但是那些經過層層鬥爭上來的大臣,卻個個是人中龍鳳,不好擺弄。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特殊的歷史時機,他們常常可以成為假皇帝,甚至奪取皇帝的天下。

第五當然就是農民起義和敵國外患了。這些往往是導致王朝滅亡的直接因素。

在清代皇帝的智力接力下,這些問題都得到了空前成功的解決。

在清代早期,皇族內部發生過很多權力鬥爭,以雍正兄弟相殘為登峰造極。從乾隆時代起,皇帝徹底改變了清王朝的貴族政治傳統,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制度,自此歷經幹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無宗室王公進人軍機處者,直到慈禧時期才被打破。

清代前期的皇帝都較好地處理了後妃與外戚的關系,既讓他們坐享尊榮,又成功地根絕了他們的幹政企圖,外戚後妃之禍的危險已經不復存在。

清代總結歷代太監之禍的經驗,管理太監非常成功。清朝初期,宮廷典制並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積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了“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太監一旦犯錯,決不寬假。對於太監幹政的苗頭,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為了提醒自己要警惕太監,乾隆還將禦前太監全都改姓為“秦”“趙”“高”。由於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清代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真正威脅,即使是晚清的李蓮英、安德海,與以前的權監相比,其權勢也不可同日而語。

在強化君權、防範權臣方面,清代有許多政治創新。第一條是密折制度。清代以前,大臣們言事,所上奏折都是公開的,皇帝的批復也是公布於天下。清代卻規定,中高級官員可以給皇帝上密折,並且在密折中可以匯報其他官員的行為。這一制度,把天下主要官員都變成了皇帝的特務,各級官員被這道無形的繩索緊緊捆住了手腳,畏於別人的監督,只能服服帖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清代的另一個政治創造,就是軍機處制度。在雍正以前,清朝實行的是繼承自明代的內閣制度。大學士的權力比之以前的丞相之權,固然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相對君權來講,仍然是極大的牽制力量。雍正七年,清廷設立了軍機處。有關戰爭的一切事務,不再經過內閣先行審閱,也不經過議政王公大臣們討論,而直接由皇帝自己處理,大大提高了決策效率。及至乾隆時期,軍機處權力較以前大大擴展。軍機大臣靈活任用,隨進隨退,實際上不過是皇帝的高級秘書,給皇帝跑腿打雜,手中不握有任何制度性權力。

出於千方百計防範權臣的需要,甚至連儒學人格追求,都成了皇帝打擊的對象。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清代皇帝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過於在乎自身的名譽,也會妨礙他們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妨礙他們成為繞指柔的奴才。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問題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於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尋故抓入大牢。因此清代的內閣成員都周密小心,不圖虛名,謹慎小心,緘默持重;堅持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成為一個個有才幹,有風度,沒思想,沒堅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邊,他們是襄贊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邊,他們也會是一個避禍有術的“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