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四章 不可復制的“黃金時代”（第2/2頁）

讓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俠客的故事：晉人豫讓本是大貴族智伯的家臣。智伯的對手趙襄子除掉智伯，為了泄憤，又把他的頭顱作成溲器。豫讓十分生氣，他為了給故主報仇，混進趙府做仆人，想趁機殺掉趙襄子，結果提前暴露了身份，被抓住了。趙襄子得知了豫讓為主復仇的動機，感於他的忠義之心，居然把他給放了。

然而豫讓仍不死心，於是拿漆塗在身上，讓自己身上長滿了惡瘡，又生吞木炭，讓聲音變得嘶啞。用自殘的方式，化妝易形，再次去刺殺趙襄子，結果還是被抓住了。趙襄子說這回我不能再放過你了，你死前有什麽要求就說吧！

豫讓說，我只想刺你的衣服幾劍以盡我對智伯的心意。於是趙襄子就把外衣脫下來給他，豫讓對這件衣服連刺三劍，伏劍而死。

很多人對豫讓的舉動不解。因為豫讓當年也曾為範家、中行家效力，這兩家都被智伯滅了。在臨死之前，有人問豫讓：你當初不為範家、中行家報仇，反倒為智伯賣命，為什麽今天智伯被人滅了，你就非要為他報仇？

豫讓回答說：當年範家、中行家對我並不禮遇，而智伯待我像對待國士，我自然要用國士的行事方式來報答他。

豫讓的這一句回答，開了兩千年來“士為知己者死”的濫觴。豫讓認為，自己不是任何一個貴族的附屬品，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們之間就只有利益關系，人走茶涼。而如果你承認我的人格與你平等，對我以禮相待，那麽我願意為你這份尊重獻出生命。歸根結底，豫讓所追求的，是等級社會裏平民的個人尊嚴和自我價值的體現。在這個時代，平民階層首次開始用自己的價值標準來指導自己的行為，而不是再被等級和身份意識牽著鼻子走。

有這種人格追求為基礎，春秋時代的俠客們把中國俠文化的精神發展到了極致。《史記·遊俠列傳》對“俠”的基本特征作了描述：“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尊嚴，是俠客們的眼珠。

俠義精神是貴族精神在另一個方向上的延伸，它們在許多方面都是共通的。那就是對義與名的珍視，對忠和信的珍視。在春秋時代有一個大臣叫趙宣子，他是晉國的大臣。剛好那時候晉靈公在位，晉靈公年紀不大，還小，很不聽話，趙宣子就常常直言不諱勸他的君主。結果晉靈公居然起了歹念，派殺手鉭鹿（一個很有力氣的人）刺殺。鉭鹿在淩晨到了趙宣子的家裏。結果翻墻一看，趙宣子居室內燈火通明。趙宣子起得太早，已經把整個朝服穿得整整齊齊，正襟危坐，在閉目養神。他這種儀容、威儀，鉭鹿一看非常地感動，他說：這個趙宣子在無人見到的地方都如此恭敬，想必在有人的時候也都一定是非常地認真辦理國事。這樣的人絕對是國家的棟梁、是人民的主人，我不能殺他。殺了他，我就不忠了。可是因為是晉靈公交代他的事，假如他沒有做，他就不信（沒守信用），所以鉭鹿當場就對著那棵槐樹撞頭自盡。

讀這些春秋故事，你會驚異於他們的單純和透明。春秋戰國時的中國人，活得有聲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後人看來，他們也許有點稚拙，有點簡單，但卻像少年人一樣讓人感覺到生命的挺拔和亮麗。春秋時代的主要創造力出現在底層貴族，也就是士人階層。

因此，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上升時代，雖然戰亂不休，但社會仍然發展迅速，大型都市接連出現，新鮮事物層出不窮。這是一個英雄時代，在大競爭、大動蕩的背景下，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輩出，導演了一出出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書寫了政治大變革、軍事大兼並、外交大縱橫、民族大融合的輝煌景象。這是一個創造時代，人們思想解放，智慧勃發，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大的學派。進入思想青春期的他們充滿了創造的沖動和訴說的欲望，在早期中國文明史的天空中噴發成一道道絢麗的朝霞。那是中國漫長文化史上唯一一段可以證明中國人擁有不遜於甚至超過其他民族的思維強度、力度、穿透力、創造力的時期。“春秋戰國是中國人最能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每個人都可能對中國歷史的未來做出決定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