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工廠

鼓勵民間辦廠？

相比於發明，民間的工業生產由作坊向工廠的變化，是工業革命發展的根本，沒有由坊至廠的變化，就不會有工廠。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非常困難，作為一個工科的學生，朱明忠曾看過一篇關於中國古代水轉大紡車無法引爆工業革命的原因分析的論文，在論文中，除了指出其技術上的落後，不適用於棉紡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棉紡從其開始取代麻時，就一直作為農村的副業而存在，正是因為這種家庭手工生產制度，使得其不可能演變成為手工工場。

“……以松江布為例，弘光之前，松江布行銷萬裏，而其所用紗、布大都來自鄉間，鄰縣數十萬戶為其紡紗，再則紗商交予織戶織布，再由染商染色，雖城間鄉間亦有工場少則雇有織女數十人多則雇有織女數百，日夜織布，但其布匹大都來自鄉間千家萬戶……”

作為蘇州昆山人的顧炎武對於松江並不陌生，盡管在清虜治下松江已經不見昨日織布之盛，但他自然曾目睹過當年松江興盛時的模樣。

“工坊所用之紗、布大都來自鄉間，而按大明律，百姓自紡布紗皆不得課稅，清律亦是如此，若是意欲課稅，恐只能按織機台數、按布匹數額課稅，如此，勢必激起民變，從萬歷直至先皇，蘇州、松江民變徒起，大都因為織戶抗稅，如萬歷二十九年六月，蘇州織造太監孫隆掌稅事，而其參隨黃建節等，擅加征稅，甚至及於織戶小民，‘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並趁機要機匠按匹納稅後才可發賣，以致‘百物騰貴，民不堪命。又機戶牙行，廣派稅額，相率改業，傭工無所趁食。’，如此激起‘織傭之變’。”

在顧炎武提及萬歷年間的蘇州“織傭之變”時，朱明忠只略點下頭，對此，他自然有所了解，甚至在擴大兵器廠、船廠的時候，也曾有人提醒過他，甚至建議他仿滿清，將工人“圈”於坊巷，令其十人具保作結，一人犯法，十人皆罪，從而避免“傭工罷事”。

對於清代於蘇州織造推行的所謂的“圈坊”——就是將織造工人困於街坊中，除年節、事假外皆不得外出，並且要十人具保作結等禁錮人身自由的方式，朱明忠當然不會采用，甚至在他看來，這正是打斷的中國工坊演變成工廠的關鍵所在，盡管有清一代，所謂的“工坊”有織工、染工成千上萬，卻從未曾演變成工廠的關鍵正在於此，這種奴隸式的生產從源頭上制約了其成為工廠的可能，甚至就連十人具保作結，也導致了普通農民無法進入作工——因為其需要保人，這一弊病甚至直到20世紀，仍然影響著中國的許多工廠用工，無保人擔保不得雇傭。

正因為了解其弊病，所以朱明忠才會借鑒後世的用工模式——自由用工，當然工人大都聚居於工廠附近，在工廠附近形成了新的市集。

“寧人，還記得前幾天我說過的話嗎？”

顧炎武的提醒讓朱明忠笑道。

“首先要先繁榮關市，如此才能多繳稅，就像百姓每畝收成只有一百余斤，所賣不過一兩多銀子，收起一錢田賦已令百姓不堪重負，或是再加五厘，百姓焉能不反？可若是先將百姓每畝所出增加至200斤，再加五厘田斌，百姓又豈會拒絕？”

舉著這個再簡單不過的例子，朱明忠繼續說道。

“就像這紡紗一樣，其本就是百姓之副業，除自用之外還有些許貼補家用，所得極為有限，高皇帝許之以免稅，又有何錯？若是百姓養只雞，拿到市集上售賣，也要繳上幾文稅錢，縱是當年蒙元色目稅吏亦不過如此。”

“男耕女織”這一中國傳統式的生活，正是阻止中國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之一，作為副業的棉紡織業，本就是利用了家中的剩余勞動力，不存在所謂的成本，也使得棉紡機械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動力。而在植棉區，農村家家戶戶幾乎都從事紡織生產，如此自然也就不會再有棉織市場，自然不可能出現像絲織業那樣的大規模的工場。

而對那種農民自產自銷的“土產”免稅，更是千百年來的習慣，即便是21世紀的菜市場，農民自產“土產”同樣也是免稅，甚至政府還要千方百計的為其開拓銷路。

“可現在問題來了，一方面是百姓與家中紡紗、織布幾乎不需要成本，用的也是自家的棉花，而且售予紗商的時候，亦不需繳稅，而於工場之中紡紗，卻需繳以稅銀，雖是不多，但卻也是負擔，再加上工人薪酬，成本本就超出百姓自紡。若是加稅，必定會激起紡工不滿，激起民變自然不可避免。”

面帶微笑朱明忠笑道。

“所以，想要征稅，就非得想辦法降低工場的成本！”

這才是工業革命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