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職江南，赴任之時遭“冷遇”（第2/4頁）

江南人還有一句來客必做宣揚、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稱“一江南單位”，即“一丁點”的意思。雲夢市委書記張文昊到江南視察，江南當地領導敬酒：“給您只加一lia子。”張書記揶揄道：“江南人總是喜歡說一lia子一lia子，什麽時候能夠變得大氣一點？”

張書記一語點破了問題的實質。文化胸懷的廣度，決定了經濟思維的寬度。江南總是把經濟落後歸罪於雲夢市把大型國有企業雲煉、南化劃給了大廠區，卻從來不從文化層面去進行反思。雲煉、南化的劃出，固然影響了江南的發展，但不能夠成為永遠的借口。為什麽江南在經濟上處處被動挨打？有兩則坊間傳說很能說明問題。一則說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雲嶺煉油廠想把生活區建在江南，江南的領導說：“不行不行，上萬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鹽對付，莫把江南的物價搞高了。”結果，這個項目建在了長河經濟開發區。

還有一則與啤酒有關。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產規模10萬噸以上的啤酒廠，江南的主要領導聞訊後，頭搖得像個撥浪鼓：“年產10萬噸？那要耗掉我們江南多少水？我們月谷水庫的水自己喝都不夠，還要保雲煉，不要不要！”福建老板一轉身，將酒廠落地在了河西縣……

文化的被動必然導致經濟的挨打，經濟的挨打很大程度上源於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選舉“重災縣”，這裏曾經發生過震驚全國的唯一市長候選人落選“事故”；每次換屆，從票箱裏跳市長是經常上演的保留節目。跳出來的多，落馬的也多。所以，雲夢的市直機關幹部，大多不願空降“江南”，就怕換屆落馬。

離江南的地界越來越近了，我沒有一絲激動，反倒十分忐忑。一個政治生態如此惡劣的地方，是福是禍，對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數。江南市委組織部長在一家簡陋的餐廳裏和我們見了面。開飯前，雲夢市委組織部幹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員，拿出文件例行公事般念了念，江南市委組織部長表示禮節上的歡迎，鼓掌之後端起酒杯就算辦了交接！

當我見到市長柳博溫時，已是一個月以後的事兒了。

按照政府辦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個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給政府辦主任老童打過一個電話，老童態度有些漠然。我問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沒有？”他有些不耐煩地答：“你來了就知道了，給你安排了一個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長樓下。”我遲疑片刻，又問：“我需要帶鋪蓋行李嗎？”他回答：“你帶也可以，不帶也行。”說完，掛了電話。

我如刺鯁於喉般難受。

我當然不可能帶鋪蓋行李。按照一般慣例，赴任履職的幹部報到的時候，如果住房沒有安排好，就會先安排到縣委或政府招待所小住，如果沒有招待所的，就在當地最好的賓館包一間房，一直住到騰出住房為止。這個時候是當地幹部和新任領導加深感情的最佳時機：先入為主，門好進。坊間經常會傳出某某領導和賓館的服務員或大堂經理有染的傳聞，如果屬實，一般都萌芽於這個階段。好在我到江南去的時候，縣裏的招待所剛剛改制變賣，政府辦又想省錢，加之我這個“空降官”是職級最低的，所以省去了這一段經歷。

這次我到政府辦去報到，連老童的面都見不到了。他派了個副主任接待我，那人帶我去看房，房子就在政府大院邊上，一棟兩層獨立小樓。上面一層住著市長柳博溫，下面一層被隔成了許多間供司機保安居住。分給我居住的那間房是用三膠板從市長司機住房中間隔出來的，間隔沒到頂，墊個椅子即可從門外翻進房內。

在我搬離那間房子之前，我經常忘記帶鑰匙，采取的就是這個方式進門。廁所在走廊上，是臨時改建的，一面是墻，兩面是窗戶，用報紙一糊簾子一拉，既當廁所又當浴室。看著這一即將供我拉撒的地方，我突然想起老童的那句話來：“給你安排了一個最好的地方。”我很納悶，不知道好在哪裏。想了半宿，似有所悟：樓上住著市長，對溜須之徒而言，的確是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

可惜我偏偏不是。對於他的好意，我還是感到非常的寒心。

接下來的一幕，使我更加寒心。

政府辦給我準備的床，是一張地下作坊用很差的木板拼湊起來的席夢思。床上鋪了薄薄一層棉絮，棉絮上鋪了一張涼席，放了一個枕頭，外加一個缺門的衣櫃（前任女市長用過的舊物），一部新裝的掛式空調，這就是我在江南的全部家當。送我的司機眉頭皺得老高：“一沒書桌二沒電視，連冬天的行李都沒有，這日子怎麽過？”他趕緊給章局長撥了個電話，章局長讓他轉告我，叫我不要發躁，他明天帶辦公室主任來幫我置行李。第二天，他果真親自跑到江南來，幫我置齊了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