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官樣年華，遭遇黑色幽默（第2/3頁）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讀書格外用功。我成績雖好，但性格卻不好，特別叛逆。只要老師在黑板上寫了錯別字，我就會毫不留情地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給他指出來，讓老師下不來台。一位民辦監考老師，在監考時用鞭炮驅趕在門外圍觀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組，結果他丟了飯碗……1978年，南化大隊小學撤掉五年級，我不願到很遠的地方去上學，便獨自一人拿著優異的成績單，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場小學，找到校長要求轉學。校長佩服我的勇氣，竟破格收下了我，這件事曾轟動鄉裏。

不過，讓校長沒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於收下了一個麻煩。有一次公社教育組在我們小學上公開課，語文老師教我們寫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老師點我的名問我：“你的理想是什麽？”我張口就答：“我要當總理！”而在此之前，我連班幹部都沒當過。

我的回答，令現場所有人大跌眼鏡，一致認為我是“碰了腦殼沒縫針”。其實，我當時的想法非常簡單，我當上了總理，父母就不會再受欺負、受窮。後來到了初中快要畢業的時候，我再次萌生了“要當總理”的念頭，而這一次動念，全是因為教育亂收費“惹的禍”。

1981年，父母落實政策返城，舉家遷回祖籍地相思縣郊鎮，在鎮上開了一家診所。四姐、大哥和我，轉入文勝中學就讀，除學費外每人還要交77元集資費，方能入學。這筆資金，對一個僅靠一家小診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絕對是一筆巨款。父母到處求人，希望給予減免，但沒有結果。開學一周之後，父母沒有湊到錢，學校教導主任毫不留情地將我們姐弟三人，趕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著書包，很沒面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戶邊上，偷聽老師講課，越聽越傷心，撿起一塊石頭，在地上寫下了一首打油詩：“我家無錢又無權，豈能讀書焉？現在不如過去好，一人讀書七十七元錢！”結果，這首詩被教導主任發現了，他立馬通知我的父母，將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質敗壞，思想反動”。

父母無語，只好把我領回家去。失學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著藍藍的天空發呆。我經常暗自流淚，痛下決心“要當總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撤了那個教導主任的職務，讓天下讀不起書的人，都能走進課堂”。

現在回想起來，都有些辛酸，一個連課堂都進不去的人，如何能當總理？以至於許多年以後，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亂收費。有一位被我撤了職的中學校長，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評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為，極有可能毀了一位未來的總理？”

第三次想當總理的時候，我已進而立之年。1998年某雜志以《想當總理的年輕人》為題，報道了這一看似荒唐的事兒。當時萌生這樣的想法，源於一個新聞事件。1997年，我離開報社調回園林系統，為園林局長章文雄當秘書。章局長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人，整天為市委市政府領導不重視城市園林綠化而苦惱。我給他出了個點子，建議他站在局長的角度，在當地黨報上發表一篇署名檢討，采取輿論倒逼的手段，引起領導的重視。

章局長采納了我的意見，親自撰寫了一篇長達2700字的文章《看大連，想雲夢：關於園林綠化的檢討》。文章在《雲夢日報》頭版刊發以後，立即轟動全國，新華社等17家中央、省部級媒體跟蹤報道，雲夢市委書記親自撰文給予肯定。

然而，媒介認同並不等於政界認同，市裏一位主要領導認為，章局長的檢討中傷了他（有許多群眾致信給他，說該檢討的不是局長，而是市長），懷疑有人乘換屆之機使陰謀，便將他找去嚴厲地訓斥了一頓。我的策劃，以失敗而告終。

從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這個怪物的個性，開始冷靜下來研究我所面對的這個社會。沒人能夠理解我這與精神病人無異的怪異行徑。一個而立之年了連個股級幹部都還不是的平民子弟，憑什麽當總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來，當總理難，當一個十三億人口大國的總理更難，在一個國民具有嚴重依賴心理的國家當總理難上加難。我們絕大多數國民總把自己的生活和命運，寄托在“領導”和“組織”身上，確切地說，是寄托在總理一人身上，從來沒有想過假如我是“領導”、我是“總理”該怎麽辦？總理也是血肉之軀，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極限。共和國的總理固然只有一個，但是，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總理，站在總理的高度，為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出謀劃策，那麽，總理的壓力就會減輕不少，社會自然更加進步，國家自然更為繁榮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