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1963年11月22日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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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十一個星期我再次過上雙重生活。

其中的一重我幾乎一無所知——外界的生活——另一重我心知肚明。那是我身體裏面的生活，我經常夢見黃卡人。

在外界的生活中，拄著助步器的老婦（艾伯塔·希欽森。薩迪找到她，給她買了一束花）在人行道上站在我身邊，大聲呼喊，直到一位鄰居出來，看到情況之後打電話叫了救護車，把我載到帕克蘭醫院。救治我的醫生名叫馬爾科姆·佩裏，後來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和李·哈維·奧斯瓦爾德死前都經他救治。在我身上，他的運氣更好，盡管情形差不了多少。

我牙齒脫落，鼻子骨折，顴骨骨折，左膝蓋骨折，左胳膊骨折，手指錯位，腹部損傷。還有大腦創傷，這是佩裏醫生最焦慮的。

我被告知，觸診肚子時我醒了過來，大聲號叫，但是我都不記得了。我被插入導管，立刻就開始尿拳擊解說們稱之為“紅葡萄酒”的東西。我的重要器官開始還穩定，但稍後衰弱。我被驗了血型，進行配對，然後輸了整整四個單位的血……薩迪後來告訴我說，約迪居民九月下旬在一次獻血行動中獻了四百多個單位。薩迪得不斷重復告訴我這一點，因為我不斷忘記。他們準備給我做腹部手術，但是之前要進行神經咨詢和脊椎穿刺——在過去的國度裏，還沒有CT掃描或者核磁共振成像這類東西。

我還被告知，我跟為我做穿刺的兩位護士聊了一會兒。我告訴他們我的妻子酗酒成癮。其中一個說這很不好，問我她的名字叫什麽。我告訴他們她是一條魚，名叫旺達，然後開心地笑了。

然後我又暈了過去。

我的脾臟毀壞。他們做了切除。

我還處於昏迷中，我的脾臟不再發揮作用、但是重要的臟器卻去了不會去的地方時，我被送到整形外科。在那裏，我斷掉的胳膊被上了夾板，斷腿被打上石膏。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很多人簽名前來探望。有時候我認識這些名字，多數時間又不認識。

我被灌下鎮靜劑，保持腦袋穩固，床被立起三十度。服用苯巴比安不是因為我清醒了（盡管有時候我含糊不清地說話，薩迪說）而是因為他們害怕我可能突然恢復知覺，繼續傷害自己。總的來說，佩裏和其他醫生（埃勒頓也經常來檢測我的情況）治療我這個被打碎的笨蛋就像對待未爆炸的炸彈。

至今我還不完全確定血球密度和血紅蛋白是什麽東西，但是我的指標開始上升，這讓每個人都感到高興。三天後我又接受了一次脊椎穿刺。

這一次顯示有舊血的跡象。對脊椎穿刺來說，舊血比新血要好。這表明我確實遭受了嚴重的腦創傷，但是他們不用在我顱骨上鉆一個孔了，一個非常危險的舉動，因為我的身體正在其他陣地上奮力抗爭。

但是過去執拗地保護著自身不被改變。我入院五天之後，脾切除手術切口附近的肌肉開始變紅發熱。第二天切口再次裂開，我開始發高燒。我的情況，在第二次脊椎穿刺之後本來已經從危重變成嚴重，現在重新回到了危重。我的病歷顯示，我“按照佩裏醫生的意見服了鎮靜劑，神經反應達到最低限度”。

9月7日，我短暫地恢復意識。或者別人是這麽告訴我的。一個臉上有疤但很漂亮的女人，以及一個膝蓋上放著牛仔帽的老男人，正坐在我的床邊。

“你記得你的名字嗎？”女人問。

“普通人，”我說，“再問我還是這麽說。”

傑克·喬治·“普通人”·埃平·安伯森先生在帕克蘭醫院住了七個星期，之後被轉移到康復中心——一處小型患者住所——位於達拉斯市北邊。在這七個星期裏，我接受靜脈注射抗生素，之前是脾臟的地方現在被感染盤踞。胳膊上的夾板被替換成一個長長的石膏模，也充滿各種我不知道名稱的東西。在轉移到伊登法洛斯康復中心之前，胳膊上的石膏模減小了。幾乎在同一時間，一位外科醫生開始折騰我的膝蓋，膝蓋似乎恢復了一些活動能力。別人告訴我，整個過程中我鬼哭狼嚎，但我不記得了。

馬爾科姆·佩裏和帕克蘭醫院的其他醫職人員挽救了我的生命，對此我毫不懷疑。他們還無意送給我一個並不受歡迎的禮物，這個禮物一直陪伴著我在伊登法洛斯的時光。這就是輸進我身體對抗第一次感染的抗生素造成的二次感染。我模糊地記得，嘔吐不斷，屁股整天都坐在便盆上。我記得曾經想到我得回到德裏去拜訪基恩先生。我需要高嶺土果膠。但是基恩先生是誰，德裏又在哪裏？

當我肚子裏能夠盛得住食物時，他們讓我出院，但是腹瀉停止之前我在伊登法洛斯差不多已經呆了兩個星期。那時，已經逼近十月末。薩迪（通常，我記得她的名字，有時名字又從我的腦子裏溜走了）給我帶來一盞南瓜燈。這個記憶非常深刻，因為看到燈的時候我驚叫起來。那驚叫是某人忘記非常重要的事情時的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