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4/16頁）
事實上，盧森堡對俄國革命的時機選擇是大加贊賞的。她對革命事業的熱愛，與她對戰爭的憎惡是相伴而生的。在《論俄國革命》的開篇，她寫道，“俄國革命是世界大戰中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發，它史無前例的激進主義，它持久的影響，很好地駁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官方起初十分賣力地從思想上為德帝國主義征服戰爭進行粉飾的謊言：德國刺刀擔負著推翻俄國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壓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通常來說，盧森堡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是她發覺自己所在的政黨最終背叛了革命的初衷，開始倒向支持戰爭的一方勢力之時。這顯然使她陷入了兩難的境地，根據蔡特金的記錄，她與盧森堡在那段時間裏都曾認真地計劃過自殺。顯然，為了避免成為戰爭中“必然的受害者”，以及自身的其他利益，是時候讓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了。作為對德國社民黨背叛革命路線的回應，盧森堡以她慣有的犀利反諷，通過對《共產黨宣言》結尾部分的“改編”，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全世界的工人會在和平時期團結起來——但當戰爭爆發，他們每個人都恨不得要撕破對方的喉嚨！”俄國革命最終推翻了沙皇的統治，並且揭露了社民黨對於這樣一場帝國主義戰爭虛偽的和談條約。這同時也拷問了德國乃至整個以“現代化”“文明”“先進”自居的歐洲大陸，在革命問題上是否需要向他們眼中“落後的俄國”學習。正因為如此，“講真話的盧森堡”才會成為眾多愚蠢的沙文主義者攻擊的對象，其中尤以那些來自社民黨同僚的攻擊為甚。由於盧森堡從不掩飾對俄國人的革命路線的贊賞，以及由此闡發的對於社民黨自身的批判，她讓自己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之中。對於自己那些狂熱的昔日同志基於民族主義而宣揚的“勿忘逝者之恥”，希望借此煽動民眾好戰情緒的行為，盧森堡則毫不留情地將其斥責為一種“殺戮教唆”。
這同樣是屬於她的思想特質，同時也是她一種獨特的貢獻：她對革命的熱愛並未經由批判性的調和而變得模棱兩可，反而更加直接而富於激情。在《論俄國革命》中，她提出的兩個主要的爭議焦點分別是布爾什維克有關給農民進行土地分配的方式（她擔心過於簡單的配給制度會導致新一輪的土地私有化危機），以及革命後俄國的民族自決[2]。她痛恨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即使是對於之前處於極端受壓迫出境的俄國人，他們可能由於解除了枷鎖而滋生的自豪感同樣也是危險的。就像她自己親眼見證的，這種民族情緒只能導致國民的盲目自信，最終導致嚴重的排外性危機，甚至是戰爭的再度爆發。但貫穿這一危機的，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其基礎的，始終還是民主與自由的問題。在這一點上，盧森堡對平民的“善意”也有所彰顯：她認為這種關聯性，是由於平民的心智很容易被革命的“繼承者”所利用（這不啻她的又一次偉大預言）。她曾在自己於1905年關於大罷工的文章裏勸告列寧：“革命中不應有任何權威者存在。”更著名，同時也更早一些的事情，是她曾在1904年指責列寧，正在“為守夜人的國度培養一群無腦的好人”。而當她的《論俄國革命》得到了人們的認可時，列寧“社會主義革命需要同時在人們的心靈層面著手改造”的論斷，其中的深意才被人們真正理解。但由於抓住了革命的時機，同時也很出色地領導了革命，列寧還是贏得了盧森堡長久的青睞。她的批評建議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私人關系（他們時常會面，並建立起了一段深厚的革命友情）。但在革命問題上，她卻從不給自己的朋友留任何情面。在她看來，列寧的某些方面是“完全錯誤”的，尤其是那些“命令、工廠監工的獨裁暴力、嚴酷的處罰、恐怖統治”的革命手段。後來的評論者認為，這種爭論，也許只有在這一時期的蘇俄政府才行得通，而絕不能發生在當時的德國，因為當時德國並沒有一位像列寧這樣有力的領導人，以及一個足夠理智的政黨，可以確保革命在適度的範圍內進行。盧森堡也深知這一點。她從未擁有任何權力——她只是自己的領導者。但這並不妨礙她談論權力以及權力的後果。正如女權主義者需要注意的，權威往往會陷入對自己的盲目相信之中。但盧森堡卻並未陷入這樣的困境，正如她的第一位傳記作家彼得·奈德爾（Peter Nettl）所寫，“她從未因自利的目的而追逐過權力”。
籌辦和進行國民代表大會，始終是布爾什維克所醉心的一部重頭戲。但隨著俄國革命成功伴隨的權力獲得，人們開始對它並沒有那麽熱衷了。而民主的冒險性在於，它往往會導致一種“多人合作的錯誤結果”。對於列寧，十月革命後的選舉，那些“農民選民”統統都回歸到了民粹派[3]和克倫斯基[4](Narodnik and Kerensky)的陣營，而那些非布爾什維克分子及公民大會的支持者也進一步表明，民主在革命之後是受到限制的。而西方的議會民主制由於人為地制造了一個權力中心，同樣有悖於工人委員會參與政治的初衷。盧森堡承認議會制的價值，但她同樣認為這種權力的讓渡對於民主是一種損失和背叛，甚至隱藏著令民主流產的危機。她援引托洛茨基的話，“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即使是有關民主實踐的偶像崇拜也是不被允許的，”而她接著又補充，“於是社會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的偶像崇拜也同樣是荒謬的。”對於盧森堡來說，民主的關鍵在於思想的自由（這便是偶像必須被禁止的原因）。在1907年一場斯大林在場的公開演講中，她描述了一種對《共產黨宣言》的盲目崇拜：將其視為一種形而上學的偉大思想。而在某些時刻，她認為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像是重病在床的老人，害怕一丁點新鮮的微風都會帶來致命的危害”。她始終堅持，在不平等漫延的時刻，普遍民主不過是個幌子。那樣的處境中並沒有民主或社會主義的半點存在。她那不可妥協的政治目標也強調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