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3/16頁）

除了是女人和猶太人，小時候經歷的一次誤診，還讓她成了跛子。她從沒談論過這件事，除了在自己著名的小冊子《尤尼烏斯》（Junius）中，“也許”對此有所提及——這本小冊子寫於她服刑期間，是以偷運的方式送出監獄，隨後匿名出版的。她在書中指責戰爭減少了勞動人口時這樣寫道——這使得“老年人、女人和殘疾人”都不得不擔負起重體力勞動的責任。這使我們不得不聯想，她或許是在為“日後的自己”發聲——這三個詞在若幹年後，都將指向她自己。盧森堡是從不屈服的，當1914年她因煽動反戰遊行而遭逮捕，並被執行“庭外審判”時，她抗議道：“當一樁可怕的暴行發生在眼前，任何人都是有罪的。而我這樣一個女人卻因為說出了真相而被審判，簡直毫無道理。”用當時的檢察官的話說，她是對自己的“無家可歸”感到驕傲。她無法，更不願在這樣的黑夜中隱藏自己的光芒。而她微妙的處境，包括她“局外人”的身份，都為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革命的出路問題，尤其是將一種新型的話語置於政治環境中提供了條件。這正是我希望證明並長期以來堅信的：女性的身份以及女權主義本身，最重要、最獨特的任務，是向社會提供一種不可替代的政治眼光。正是在羅莎·盧森堡的身上，我發現了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

※

什麽是政治思想？革命者究竟該被允許在怎樣的範圍內思考？也許盧森堡的生平和著作會證實，女性的特質（同時參考過往的經驗），往往能克制或驅動她們在那樣的時刻，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些經由盧森堡思考的提議，通常會達成某種極限：“近乎於誇張”的或“觸及界限”的——在她給約吉謝斯的信裏，這兩個短語也被看成自己的口號。“我們正處在一個狂亂的時刻，“1906年，她同樣是在一封寫於華沙監獄（她的這一次入獄是由於推翻獨裁政府的計劃暴露）給考茨基夫婦的信裏提到，“‘一切存在都應當滅亡’。”（引自歌德的《浮士德》）但同樣，革命的危險之處，在於沒有人知道，推翻一切之後，會有什麽幸存下來。可在盧森堡眼中，這種危險卻同樣是“激動人心之物”。“革命是高尚的，”在來自1906年的信件裏還有這樣一句話，“一切都將隨之重新洗牌。”

無論在怎樣的條件下，盧森堡一直在努力尋找自我。在華沙，她曾與十三個政治犯一道被塞進一個狹小的單人牢房，身心備受摧殘。但磨難從未損耗她的熱情。“我的內心情緒，”在列舉了自己於被囚禁過程中所遭受的侮辱之後，她卻心平氣和地寫道，“永遠都不會因此而沮喪氣餒。”而在1916年12月從伏龍克要塞監獄寫給瑪蒂爾達·烏爾姆（Mathilde Wurm）的信裏，她說當一個人身處苦難中時，“務必要保證人格的完整性，這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而這，”她又強調，“要依賴於保持堅定、純潔和樂觀，正確的樂觀是抗衡一切的武器，因為咆哮是恐懼和軟弱的表現。”但對於盧森堡來說，群體中的“堅定”往往很容易變成頑固的盲從，進而成為一種使人誤入歧途的品質。所以在同一封信裏，她承認這種保持人格完整的“處方”，只有在人“孤身一人”時才會有效。然而能量和熱忱終究是關鍵。她向自己的密友克拉拉·蔡特金致意：“那個瘦小脆弱的羅莎，已經擁有了充沛的能量，足以應付一切挑戰。”“熱忱連同批判性思維，是我們成為自己的路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她做出了這樣的總結。盧森堡或許可以作為“因信稱義”的代表，因為她的渴望與勇氣成就了她一生的非凡與卓越，而這一切都建立在她的信仰之上（盡管信仰總會在現實世界中顯得“不合時宜”）。我鬥膽說，大概從沒有一個人，會像盧森堡這樣遊走於刀鋒之上，只為享受革命信仰帶來的榮耀。

在盧森堡遇害兩年後，蔡特金訪問蘇聯歸來。在列寧的建議下，她決定要整理盧森堡的遺作，並嘗試出版它們。盡管盧森堡有一些“錯誤”，但在列寧眼中，她依舊是出色的“革命之鷹”。蔡特金原本被叮囑要銷毀她最著名的手稿《論俄國革命》（無法確定這份指令是來自列寧本人，還是其他蘇共政治局成員），可這篇文章最終還是出版了。這份手稿，盧森堡寫於自己的單人牢房，而她始終將牢獄生涯看成獨自思考革命或是個人問題的好機會。而她那些從監獄中寄出的信件同樣非常有名。［1921年她的《獄中書簡》第一次由索菲亞·李蔔克內西（Sophie Liebknecht）整理出版。］盡管是一篇包含了無比的勇氣和相當程度質疑的文章，但《論俄國革命》無疑是後人介入盧森堡內心，尤其是她的革命理論的重要通道。這篇文章直到1922年才由她的私人律師保羅·利維（Paul Levi）（有人認為他們之間曾有過一段短暫的戀情）整理出版。利維選擇了一個恰當的時機出版這篇文章——在此前不久，“喀瑯施塔得起義”[1]標志了人們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第一次奮起反抗（在布爾什維克看來，這次事件無疑是一場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