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2/16頁）

2011年，那些在開羅或者其他地方通過激烈方式進行的請願事實上並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的回應，尤其是其中日益被明確和亟待解決的女性權益問題仍然無法得到解決。到了2013年7月，政府力量再一次掌握了權力，第二次革命的嘗試最終成為這次革命的終結。而在這一次騷亂中，更是發生了無辜婦女在解放廣場被當眾強奸的惡性事件。這幾乎會成為每次暴亂的主題。在2011年12月，海茵德·芭達維（Hend Badawi）在參與對臨時政府的抗議時遭到了強暴。之後，她大聲斥責了到醫院來探望她的陸軍元帥、當時埃及政府的實際權力擁有者坦達維（Tantawi）：“我不需要您的探望，我不是那些忠誠於您的暴徒！”而現今，這個勇敢的女孩正在整個家族的“冷暴力”侵擾之下，努力完成自己的學業，並試圖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芭達維的革命之路也許就此畫上了句號，但作為先行者的盧森堡，在與她相仿的年紀時，就已經將革命信念深植於內心，並通過實踐，使之成為生命的核心意義：“我將通過參與有關這個社會的革命，修補我內心中需要變革的部分。”

但對於我們而言，所謂的“革命”正處於停滯之中。今天埃及方面的情況似乎變得不能更糟：由軍政府把持的政權正在肆無忌憚地壓迫平民。我們根本無從確定世界會變成什麽樣子，而那鎮壓革命的反動勢力自己同樣無從知曉未來。“中東地區已經進入了一個長期的動蕩期，”記者、國際事務觀察者帕特裏克·庫克伯恩（Patrick Cock-burn）寫道，“在此之中反動勢力將會證明，想要通過聯結各方勢力鞏固自己的力量，會同革命本身一樣艱難。”而這種負面的不確定性，使得盧森堡所看重的對公平和正義的執著信念，變得更加符合當今的主題。當革命初衷得不到滿足，人們便會迅速回歸到之前的生存模式時，資深評論員馬爾萬·比沙拉（Marwan Bishara）也注意到了“公平與正義”的意義。他呼籲人們，在考慮問題時一定要基於這樣兩個立場：事情可能會越發糟糕——而這世界又總在變化。事實上，革命的特性，在於強迫人們改變對時代的看法，使人們相信“不可發生之事正期待發生，曾經發生之事絕不會重演”。這會誘導人們進入“盲目革命樂觀主義”的陷阱之中。對於觀察者，尤其是當權者而言，這種盲目的願景同樣可以成為抑制革命的道具——他們只需要證明，未來並不會如想象一樣被改造得更美好。在諸多惡兆之下，以預言種種可能後果的恐懼散播者們，會把無政府主義的崩盤作為例子，使人們懷疑正在發生的一切。他們描述一種荒誕可怕的未來，來維持當下的荒誕，從而限制自由的聲音。

但盧森堡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樂觀的革命者，也不是危言聳聽的當權派。在1917年11月24日於布雷斯勞監獄寄給露易莎·考茨基（Luise Kautsky）的信裏，她希望自己的朋友可以繼續“摸索、探尋、保持”著自己內心那個“年輕女孩”的存在，盡管露易莎此時已經63歲了。而當次年5月露易莎前去探望盧森堡時，她內心的煎熬、“焦躁不安、欲求不滿的自我搜查”，全部都通過眼神清楚地傳遞給了盧森堡。於是，盧森堡隔著監獄的鐵窗鼓勵自己的同伴，“我欣賞的恰恰是你內心的不確定性。”對於盧森堡而言，這種通常表現為焦躁不安的不確定性，恰恰是政治生活與個人生活中的重要美德。在她同樣寫於布雷斯勞監獄之中的文章《論俄國革命》中，她強調要“避免利用一些現成的處方來處理人們在當下所面臨的問題，因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是十分模糊的未來的事情”。對於盧森堡而言，那些根本性的未知始終占據著她的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在處理敵我矛盾問題上，她會盡可能保持愛憎分明，但她十分厭惡自己的行為會被某種既定的情緒規則所操控。而當她面對對手與批評者的指責和挑釁時，她往往會提高自己有關革命信條“不確定性”的標準，來判斷自己應當怎樣處理這些來自反對者的聲音。在我看來，這正是她可以在民主自由與社會主義之間建立起有機聯系的原因。這同樣也使我們可以把握她兩個身份之間牢不可破的聯結，一個是她個人做為女性本身，另一個是做為男權統治世界中的公眾。她是我在這本書裏列舉的第一位放下有關男權成見的女性，並且由此為這個世界貢獻了自己的信條與引導。她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對抗世界的不公，並以自己的寬厚和敏感，度量世界的粗魯和野蠻。

1870年，盧森堡出生時，她的故鄉紮莫什奇已被俄國人占領。四歲那年，她全家搬到了華沙——也許她最早的政治經驗，便是在這裏經歷的有關1881年大屠殺的記憶。作為非正統猶太人，盧森堡一家既不屬於不肯接納他們的猶太社會，同樣也不屬於反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社群。在年紀尚輕時，盧森堡便已經參與到女性無產階級運動之中。十五歲時，她參與了由當時華沙無產階級領袖瑪利亞·波芙斯澤維奇（Maria Bohuszewicz）和她的合作者羅莎莉亞·費爾森哈爾德（Rosalia Felsenhard）一同組織的一次工人暴動（這兩位領袖隨後雙雙因這次事件被捕，慘死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途中）。由於她“非正統猶太人”的身份，她時常扮演局外人的角色。1898年，她以一個年輕女猶太積極分子的身份加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盡管她從不把自己看作個猶太人，但她的猶太身份卻總會成為外人眼中的標簽。正像她的傳記作者伊麗莎白·艾廷格（Elz·bieta Ettinger）所說，“她所擁有的身份，在德國眼中始終被看作下等人，經常遭受一種情感上的挑釁。”而在盧森堡身上，這一事實並沒有改變。隨著她憑借自己的努力，不斷讓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和威望得到提升時，這種敵意也進一步被加劇了。用漢娜·阿倫特的話說，此時的她“正保留著自己的波蘭猶太人身份，生活在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國家，以及一個自己即將鄙夷的政黨之中”。而男權主義世界對女性，尤其是那些所謂“出風頭”的女性的厭惡已經達到了氣急敗壞的程度。這一點在盧森堡身上的表現簡直堪稱範例：維克多·阿德勒管她叫“惡毒的婊子”，奧古斯特·倍倍爾則稱她的言論是“卑鄙女人噴出的毒物”（這兩人至少在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