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4/12頁）

根據一份可信的報道，夏洛特在作畫時會面朝大海，嘴裏哼著歌——這大概也是她的作品富於韻律感的一個原因。欣賞她的作品是一種多層面的體驗。隨著黑暗漸漸滲入她的生活，她在畫布上的表達也隨之發生改變。由於她富於表現力的手法，欣賞者不難像置身詩歌朗誦會或是音樂會上那樣，體察作者心境的變化。這種將聲音與畫面結合的表現方式同時還具有獨一無二的“緊迫感”——畫布上的角色仿佛可以主動發聲，央告人們來查看這裏發生了些什麽。對於欣賞者而言，他並非從《人生？如戲？》中聽到或看到了一些什麽，而是直接進入了夏洛特所表現的那個世界。存放這部作品的阿姆斯特丹猶太人歷史博物館通過現代技術，將夏洛特的傑作搬到了互聯網上。人們通過訪問這個網站，便可收獲有關《人生？如戲？》的全方位視聽體驗。

夏洛特將繪畫與音符融合的嘗試，使她逃離了恐怖的深淵——這深淵既是來自他人的暴行，同時也來自自我。她的天賦使她可以驅散籠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黑暗，同時揭露自我與世界之間的“共謀”。《人生？如戲？》始於1913年她的姨媽自殺的那個晚上，那同時也是“一戰”前夕看似安寧的一天。但死亡往往孕育著全新的生命——在自己的姐姐離世之後，夏洛特的母親不顧父母的反對，毅然來到“一戰”前線，成了一名戰地護士。而正是在那裏，她遇見了薩洛蒙醫生。兩人迅速相愛，結婚，生下了夏洛特，而“夏洛特”這個名字，正是來自她不曾見面的姨媽。可這個美麗的名字，卻暗示了一個不祥的結局，而這個結局在夏洛特降生時似乎已經被人們察覺：“小夏洛特生下來，似乎就帶著對生活的不滿。”而夏洛特父母的婚禮在後來的研究者們看來似乎也並不尋常：“那裏似乎沒有什麽跡象顯示，一場世界大戰正在進行，盡管事實如此。”夏洛特的出生伴隨著秘密與謊言。而從一開始，她便試圖引導自己的觀眾去關注那不尋常的東西：一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它的國民是怎樣經營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那是一種狂喜與憤怒、冷酷與壓迫共存的狀態。與此同時，猶太人也背上了奇怪的罪名——由於他們的相對較高的自殺率，其他人開始將“墮落”的帽子扣在他們頭上——自殺是褻瀆神明的表現。出於這樣的原因，夏洛特姨媽的自殺，只好被家人掩蓋起來。但事實上，薩洛蒙家族總共有七人死於自殺，包括夏洛特的母親——她於夏洛特八歲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夏洛特則被告知自己的母親“死於流感”。根據記錄，在這一時期，“沒有人告訴過夏洛特自己家族這些死亡事件的真相”。

盡管尚無從知曉自己的“宿命”，但夏洛特還是為自由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在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她便想象自己好像一只被束縛的飛蛾，“只有靠近烈火才能掙脫枷鎖”。而當她在二十三歲時得知自己家族的秘密後，想到自己可能也難逃自殺的詛咒時，她決定要做些什麽。“務必保存好它們，”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後，夏洛特將它們交給了自己的朋友莫迪斯醫生，“這是我全部的生命。”[5]當她墜入黑暗的深淵時，勉強用畫筆描繪出那不可言說的可怖景象，使她成了那個時代的記錄者。這是她謀求“幸存”的方式——生命可以輕易被磨滅，可記憶卻能永存。而在這一層面上，她又是個不折不扣的榜樣。和羅莎·盧森堡，以及我們即將談到的瑪麗蓮·夢露一樣，夏洛特·薩洛蒙全力以赴，對抗這世界，以及自己內心最不安的情狀。這恰恰也是我試圖論證的關鍵部分——只有當我們對她們所遭受的苦難有所體會與認同時，這些傑出女性的意義才能真正被理解。你永遠無法在一場戰爭中裝聾作啞，裝作什麽都沒有發生；或者提高耳機音量——像現在的年輕人喜歡做的那樣，去掩蓋由遠及近的隆隆炮聲。

在多數時候，按照官方辭令的說法，“戰爭讓女人走開”，她們至少可以做一個無能為力的旁觀者，等待災難降臨或風平浪靜，但由於自己難以隱抑的才華，夏洛特卻成了一個“主動受難者”。按照夏洛特的老師，同時也是她曾深愛過的男人阿爾弗雷德·沃夫森的說法，夏洛特是“親近死亡”的，這與她的家族成員，以及她所屬的那個時常忘卻死亡的教訓並主動發動戰爭的罪惡國家對待死亡的態度截然相反（沃夫森是一位“一戰”幸存者）。他曾對夏洛特早期畫作《死亡與少女》（Death and the Maiden）做出過這樣的評價：“從對少女動人的表現來看，死亡並沒有對她造成如通常一般的威脅。它甚至表現得如此溫柔、親切、不堪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