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2/12頁）

當羅莎·盧森堡第一次站在公眾面前，發表自己那將要感染眾人的公開演說時，她緩慢但準確地衡量了自己的力量。“我並不是一個希望以魯莽的手段，通過制造某種具有轟動性效果來達到目的的狂熱分子，”在1898年寫給自己情人列奧·約吉謝斯的信裏，盧森堡寫道，“相反，我自己正在以冷靜的狀態，自信美好未來即將實現……我確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為我們同志之中最出色的演說者。”對於自己的這位情人，羅莎·盧森堡像所有熱戀中的女人一樣，毫無保留地分享著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當她總結自己的演說時，她發覺自己著力引導和改變的，其實還是那個本質上屬於男人的世界。而這個瘦小、有一點跛足的波蘭裔猶太女人，則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不斷向高處攀登。她與參與她演講的每一位革命英雄和權威都是平等的——其中甚至包括列寧，盡管他是一位卓越的革命領袖，卻也曾被盧森堡當面指責。簡單地說，羅莎·盧森堡征服了他們的世界。

與此同時，盧森堡同樣不曾懷疑，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意義是獨一無二的。“你知道我為何如此堅定嗎？”在幾個月後給約吉謝斯的信裏，盧森堡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一些我在生命中體驗到的東西，將會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闡釋和表現……正因如此，我的靈魂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於成熟。憑借著觀念的力量和強烈的自信，它將會沖破一切陳舊規則慣例的束縛。我想要像一聲驚雷一樣，以我的觀點、信念和表達的力量，喚醒人們麻木的心靈。”這番話或許可以用狂熱、過激、缺乏情感來形容，但對於盧森堡而言，成為一名政治參與者的使命，必然是要使世界迎來新生，這顯然需要無比的決絕。而接下來，她又在信裏補充道：“可是該以怎樣的方式、向怎樣的人、在怎樣的場合完成對他們的引導，我卻仍不確定。”盧森堡的遲疑，來自那些看似與她同仇敵愾的同僚。她所呼籲的是一種新型的政治語言，那是一種我們至今仍在沿用卻也時常被誤解的觀點：一種政治理念，並不應以翦除異己方式實現全面的控制。她的這一觀點對漢娜·阿倫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事實上，本書的名字《黑暗時代的她們》（Womenin Dark Times）正是源自後者的代表作《黑暗時代的人們》（Menin Dark Times）。阿倫特同樣也曾詳細地闡釋極權的可怖之處，同時指出終極的自由作為一種資格之於人們的意義。而在那本書[1]裏，她寫道：“沒有邏輯，沒有令人信服的理論，將會使強權的運轉呈現盡可能多的可能。這是因為對於所謂的邏輯之鏈而言，它的開端往往只是以假設作為前提和形式。”這同樣解釋了為何極權主義總會無比憎恨“新人”，恐懼之所以被需要，是因為極權者“唯恐人們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們控制的聯系，從而提高他們自己在世界上的聲音”。

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聲音——獲得更廣泛的話語權，同樣也是女權主義運動的目的。“找到自己的聲音，並充分使用它”是當下女性權利者們眼中女權主義運動的第一信條。在最近的一次公共演講中，女權主義專家瑪麗·貝爾德也曾指出，對於那些在當下社會處於相對較高地位的女性而言，她們常常是以高昂的代價，才擁有了“仍不劃算”的微弱的話語權。而在父權占據主導地位的場合，女權主義者的言論通常被冠以“聒噪”“歇斯底裏”之類頗為輕蔑的形容詞，通過這樣的譴責來使她們減少自己的發言。通常意義上，人們對女權主義運動的反對，即便不是以恢復男性在這個世界上的主導地位為目的，也是在試圖繼續對女性的言論進行染指和幹涉。一個直言不諱的女人總會被看作一種威脅，這並不是出於對她所說的內容或是所提出的要求的擔憂，而僅僅是因為在公共場合“發聲”這一行為本身，已經太過強烈地表露了自己的存在感。對於言語而言，它的作用在於可以使人的肉體存在得到升華和解放，可以詮釋更多的意義——但當言語被女性利用時，這顯然對既定的某種秩序或是約束構成了威脅，同時預示了某種“放肆”的可能。也正是基於此，羅莎·盧森堡的演說，時常會遭到反對者的無理指責。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同時也是位自詡的“女權主義者”奧古斯特·倍倍爾曾對她惡語相向，說她的言語是“卑鄙的女人噴出的毒物”；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先驅維克多·阿德勒更是直接稱她是“惡毒的婊子……總喜歡像猴子一樣抖機靈”。而在一些其他的場合，他常常會宣稱盧森堡所做的一切並不明智，“證明了她不過是個女人而已”。而在1905年的一次黨內大會上，阿德勒半開玩笑地說：“是時候讓她停下來了……不能讓一個蠢女人壞了我們的好事。”羅莎·盧森堡所遭受的誹謗表明了，一個卓越而勇於發聲的女人的存在，通常會被包括同僚在內的男人們看作一種威脅。而這種境遇本身也證明了，人性中，尤其是權力擁有者身上的卑鄙與下流，其實從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