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3/12頁）

我猜想，女性會遭到如此廣泛的憎恨的原因——我同時把它看作女人們的天賦，是她們通常都會具有在個人體驗層面推動日常生活“由表及裏”的能力。與男人相比，女人更加現實，也更加堅韌，這使得她們可以更從容、更柔和地處理生活中的波折。但如今愈加強調“性感”的審美傾向卻顯示了某種隱性而致命的控制意圖：肉體的完美被再度強調，同時也伴隨著對暴露的要求。我將此看作對女性的誘騙和幹擾。如此理想化，同時又是如此的貶低化（這兩個極端必然相伴而生）的審美要求，隱含了一種看似不再可能，卻依然陰險、難以揣測的目的：我們的身體不應當提醒我們自身的缺陷，從而使我們找到自我控制或是了解的極限。而我們所承受的一切不安也就此被掩蓋。至於身體上的負擔，則被夢想與夢魘稀釋。然而，基於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女性作為承擔者的使命卻不僅僅使她們自己受益。她們往往會成為全人類由黎明前的黑暗到達真正光明的引渡者。當男性疲於爭鬥時，女性的敏感卻會使她們體驗到更多至關重要的東西，而勇氣，會使她們肩負起超乎想象的重要使命。就像羅莎·盧森堡所說：“一些我在生命中體驗到的東西，將會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闡釋和表現……我的靈魂正在因此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於成熟。憑借著觀念的力量和強烈的自信，它將會沖破一切陳舊規則慣例的束縛。”

當羅莎·盧森堡被政府的追隨者們殺害時，夏洛特·薩洛蒙僅僅兩歲，但她與世界和自己的沖突已經埋下了伏筆。人們大都會將盧森堡之死歸因於1918年斯巴達克派起義的失敗——盧森堡正是這一黨派的成員。但我們同樣不應忘記，她所遭受的牢獄之災，多數是由於她的反戰主張：第一次在1915年，由於煽動公眾反對政府決議，她被囚禁一年。而在刑滿之後，無休止的非法拘留、“預防性監禁”成為政府阻止她活動的手段，並一直持續到“一戰”結束。事實上，對於斯巴達克派的起義，盧森堡持有的是謹慎支持的態度。她不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可是面對一個屢戰屢敗、背負屈辱的德國，倘若沒有一股新鮮的、充滿正義的力量注入其中，那些復辟的、盲目的愛國主義必然會乘虛而入，導致整個國家陷入更加瘋狂的境地——譬如對一個名叫希特勒的人的堅定支持。“這是個愚蠢的騙局，”她在自己服刑期間撰寫的反戰小冊子《尤尼烏斯》[2]中這樣寫道，“去相信我們可以像兔子那樣，在暴風雨來臨前躲起來，等到一切結束後還可以再繼續以自己往常的步子走在老路上。”她預言，德國人不會從失敗中學到任何有益的東西，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到了1930年，戈培爾有關“是猶太人讓我們蒙受了‘一戰’失利的屈辱”的宣講，還是得到了當時民眾的廣泛支持，與盧森堡生活的時代相比，他們的信念並沒有太多改變。

夏洛特·薩洛蒙的意義，可以被她的後繼者們公正地評價。這位猶太女畫家對復調式繪畫[3]的預見和詮釋，使她幾乎憑一己之力將繪畫藝術的發展引領到了一個全新的層面。她不朽的作品《人生？如戲？》(Life?or Theatre?)不僅是繪畫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時也是對德裔猶太人在“二戰”期間遭遇的苦難的一份忠實記錄。她用一幅又一幅的水粉畫，描繪了自己在這黑暗歲月裏的境遇。而這部創作於她生命最後幾年裏的作品，直到她死後多年才得以結集問世。她是在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被殺害的，但或許，將她的作品全然歸入大屠殺紀念中展出或許是個嚴重的錯誤。事實上，夏洛特卓越創造力的意義，要遠勝於她作為一名“大屠殺死難者”的價值。《人生？如戲？》的配色是極艷麗的，這使得畫面通常看起來很刺眼。而這種不同尋常的風格，似乎暗示了她所處的境遇——一面是壓抑與禁錮，而於自己，夏洛特·薩洛蒙的才華卻不容許半點兒壓抑。這組矛盾的結果，最終通過這些非凡畫作得以呈現。它們貫穿了繪畫者在兩次大戰中的經歷，將其間的瘋狂與痛苦小心收納，並以鮮艷的界限，詮釋此時與彼時生命的痛楚和希望。

夏洛特的創作是“不顧一切”的（尤其是對納粹所強調的“進步文藝規範”），這是來自評論者的觀點。盡管她的追隨者們幾乎奉她如神明，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地位絕不誇張。《人生？如戲？》在表現形式上具有混合性的內在處理，在第一頁便以三色字體的“歌劇”[4]命名，還出現了一組代替“演員表”的文字。而接下來的每一頁，除了色彩明艷的圖畫，圖畫上同時還出現了文字與樂譜，使欣賞者可以在欣賞畫面的同時，“聆聽”不自覺流入頭腦中的旋律，從而使作品以一種“紙上歌劇”的形式被欣賞。她是在法國南部的裏維埃拉完成這些作品的，盡管歐洲大陸此時正危機四伏，但那裏當時還是在意大利人的“友好保護”之下。可僅僅在完成作品後不久，夏洛特便遭遇了被驅逐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