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9

瓦爾曾說過，她有點兒像斯特拉·達拉斯。是的，但也不完全像。她的女兒並沒有嫁給某個“富二代”，沒有住在歌舞升平的豪宅裏。瓦爾一直在風風雨雨中走過，但她沒有哭泣。

如果她是斯特拉·達拉斯就好了。如果她可以哭泣就好了。我想，如果有那一天，事情就可以緩和，一切就能夠被軟化，恢復如初。我是這麽想的，但這也是事後的想法。

事實是，她失去克麗絲了。面對痛苦，她讓自己變得更加冷酷，她知道，這種痛苦不會很快過去，而且，數年之內還會煎熬著她。她覺得，在她和克麗絲這樣的親密關系中，背叛是不可避免的。克麗絲太過依賴她了。父母的某些錯誤，是有助於孩子成長的，不管他們是有意為之，還是本來就不稱職。瓦爾這麽堅強，又這麽聰明，所以，她似乎是故意的。當然，她可以讓克麗絲回到她的懷抱，但她沒有那麽做。剩下的事，就順其自然吧。她告訴米拉：“我沒什麽能為克麗絲做的，除了去死，但我不想那麽做。”

她偶爾給克麗絲寫信，但沒有回音。瓦爾寫的不是真正的信，因為她已經越界了。這一點，除了她自己，沒有人知道。

道德雖好，卻也是有界限的。人們要一起生活，道德就是約束他們的一套準則，它使人們形成集體，並使得集體利益最大化。但對那些已經越界的人沒用，他們也不會在乎。比如，幾年前，一架飛機在安第斯山脈墜毀，幸存者們最後淪落到食人肉維生。這引發了所謂的道德問題。或許這也談不上真正的問題，因為這樣的問題誰能有答案？你可以宣揚教條，可以引經據典，也可以搬出權威；你可以辯論到死，但依然無法分辨誰對誰錯。假如你是一個猶太人，你的丈夫和孩子被納粹分子殺死了，而你因為還能出賣肉體而活了下來，你走在阿根廷的街道上，看到那個曾經關押過你的集中營的長官，你口袋裏有一支槍——你無論走到哪裏都帶著它——你的手指正在扳機旁，而你看見了這個男人……你會怎麽做？有些事，你無法將它分類，無法判斷，只能由那些想實踐或被迫要實踐的人去親身實踐。這些人從不在乎後果。

我想知道，他們是否真的不在乎。坐在這裏，看陽光透過窗戶傾瀉進來，桌上放著一杯冰茶，望著遠處的海面，在沙灘上散步，寫那些不會在乎後果的人的故事，多麽愜意。不過，真有這樣的人嗎？是否就連最好戰的人也在乎後果——哪怕他的靈魂已經傷痕累累，哪怕他的希望已被摧毀，甚至在他開著坦克去撞墻，開著飛機去撞航空母艦的時候，也曾有片刻想過，這也許是一場終會結束的噩夢，或許他能被拯救，能回到家，坐在爐火旁，端起那盞茶，拍拍坐墊，笑談那些陳年舊事，一邊笑著，一邊抹去眼角的淚水……

哦，天哪。有什麽用？我寫的一切都是騙人的。我嘗試說出真相，可真相究竟是什麽呢？我思索許久，想象那種極端情境，在人類的一般認知之外，那種和普通人沒有關聯的情境，其他人就無權評判深陷那種情境中的人了。可就在我寫下這些字的時候，一只冰涼而令人戰栗的生物刺了一下我的脊椎，往上爬到我的大腦裏，告訴我，所有人都會經歷這樣的情境，所有人都是。

可是，如果是那樣，人們豈不是就連最簡單的故事也講不出來了？我放棄。我再也不能往下想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講述，講述，講述。當然，我要盡我所能，去講述，講述，講述。我要告訴你接下來的故事，把它講完為止。它還沒有完，永遠不會完。可我的生命是有限的，這也是這個故事結束的唯一原因。

從芝加哥回來後，瓦爾變得很古怪，變得陌生、疏離而冷漠。女人們有各自的生活要忙，也就不經常來找她了。克麗絲很消沉，變得很難相處，傷害了她們的感情。她們不清楚事件的整個經過，但因為在瓦爾家裏，性並不是禁忌的話題，她們以為克麗絲不過是受驚了，很快就會好的。瓦爾沒給她們中任何一個人打過電話，她們覺得和她日漸疏遠。

米拉可能是和她最親近的一個，她覺得很愧疚，一直想去看望她們。可她又怕見瓦爾。她剛認識瓦爾時，瓦爾就告訴她一些她沒想過的事情，也不管她想聽不想聽，她預感到這次也會一樣。而且這次的預感更加強烈了。她怕見瓦爾，仿佛瓦爾得了某種致命的傳染病似的。可終於有一天，她還是逼自己給瓦爾打了電話。瓦爾心不在焉地說，她在家。

瓦爾穿著牛仔褲和襯衫。她瘦了，臉龐不再豐滿，而是變得堅硬、棱角分明，看上去老了許多。她的頭發灰白。這些改變並不明顯，可她就像變了個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