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8

瓦爾參加了許多政治團體，米拉有時會和她一起去開會。她不再有那種極度的孤獨感，但她總是隱隱希望，能遇到一個有趣的男人。然而，這些小組裏的男人要麽太理想主義，要麽太熱情，要麽很自負，要麽性取向模糊。而且他們並沒有對米拉表現出興趣。盡管她下意識地希望男性采取主動，但內心深處，她其實對他們一點兒興趣都沒有。他們讓她想起了那些處於青春期的自大狂、童年的帖木兒[54]和愛德華二世[55]。

那些會議在劍橋簡陋的公寓裏召開，每個參會的人都捧著塑料杯子喝咖啡，杯子總被捏得噼啪作響。米拉經常幫他們端咖啡。

周四的會議上，政治學院的一個優等生安東·韋特和瓦爾爭論起來。安東那漂亮的黝黑膚色和他對整個世界的全然藐視很引人注目。瓦爾正在感慨理想主義者的愚蠢——一九六八年的民主黨大會後，左派拒絕投票給漢弗萊，一些左翼分子認為，尼克松的勝利會是革命的催化劑，最終會促成“尼克松最高法院”——她哀嘆道，這會使國家倒退四十年。

“你說的那不是政治，是宗教。”安東說。盡管他和瓦爾都坐在地上，可他還是能俯視瓦爾。

瓦爾沉默了一陣。“老天，你說得對！”她說。

這時，一個坐在角落裏，穿著挽起袖子的白襯衫、膚色黝黑的男人說話了：“沒錯，我們都應該有政治頭腦。我覺得我們都算是理想主義者，不然，我們就會走出去，做一些更實際的事情了。或者說，宗教和政治是一碼事，政治學和倫理學是一碼事。政治只是道德實施的一個領域罷了。”

安東對說話人表現出了足夠的尊重，他半轉過頭去看著他：“本，我們把道德問題留給女人和孩子吧，那是他們的強項。道德體系在利阿努運行得成功嗎？”

本笑了笑。那是自然的、發自內心的笑，好像覺得自己很有趣似的。他叼起一支沒有過濾嘴的香煙：“安東，我不得不承認，利阿努目前需要的並不是某種可實踐的道德體系。它只關心生存，生存就意味著力量，當然那也正是你所談論的東西。但我覺得，人類在行動之前必須明確終極目標，否則無論我們做什麽，都是對歷史的犯罪。”

“圖書館裏充斥著各種虔誠的戒律，但它們對政治現實一點兒影響都沒有。”安東嘲諷地說。

“可基督教教義又怎麽說？”米拉大聲喊道。因為她知道如果不大聲喊，他們是聽不到她說話的。

安東轉過身，香煙從他嘴裏掉了出來。有人在笑，米拉臉紅了。

“除了道德審判，它還有過什麽作用？”

“不管怎麽說，”米拉有些猶豫地說，“那是影響政治現實的一套倫理體系。”

安東嘲笑道：“那是局外人為了擠進政治圈而使用的迷信手段。”

“但至少基督教為我們留下了遺產，”瓦爾說，“至少，我們對作惡會感到愧疚。”

“去和納粹分子說內疚吧。”

“英國人就是因為道德傳統才沒有謀殺甘地的，”本插話道，“想象一下甘地要是落到納粹手裏會如何。”

“沒錯！”安東強調道，“所謂的有道德的英國——暫且不論英國帝國主義的醜惡行徑——和納粹分子打仗，誰更可能會贏？”

“那與道德無關。那要取決於資源、戰備、武器和人口等。”

“對啦！”安東總結道，“還是要看力量。好了，孩子們，我們還是說正經的吧。”

今天的議題還是老問題：小組應該用僅有的那點兒經費去印宣傳冊嗎？如果要印，那是去廣場或其他繁華地區分發，還是在劍橋挨家挨戶地發？如果是後者，他們去哪裏找那麽多人手？

米拉坐在那兒煮咖啡。她想大聲質問安東，美國有那麽多財富和武器，卻為什麽沒能贏得越戰？為什麽沒能打贏朝鮮戰爭？從他說的那些實用主義的政治主張來看，他也不過是一個醜惡的政客：他罔顧他人的意見，壓制他們，對他們毫不尊重，又怎麽能讓他們投票給自己？她想起古希臘的悲劇，領悟到：政治是從家裏開始的。

但其實到了會後表決的時候，本、瓦爾、米拉，還有其他大多數人，都投票給了安東的提案。

會議結束之後，米拉走到本的身邊，自嘲地把剛才的想法告訴了他。他笑容可掬地，專注地凝視著她，真正像人與人之間交流那樣凝視著她。“我也有和你一樣的問題，”他笑著說，“我知道什麽是對的，但現實中安東總是對的。再說，”他扮了個鬼臉，“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無論安東怎麽批評理想主義，他最後還得依靠它。”

“理想主義者似乎總處於劣勢。你覺得有可能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實幹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