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3

感恩節的前一天，下雪了，直到春天雪才停。劍橋的整個冬天都白雪皚皚，人行道上堆出了一道道消融不了的雪墻。我走在雪中，想著雪在文學中的象征意義，我之前對此不以為然。可是，在那一年，我感覺，自然在試著凈化人類的惡行，覆蓋那血跡斑斑的地球，讓它安息。

也許，並沒有哪一年比其他年份更糟；一年十二個月中，有多少傷痕累累的肉體，就有多少鮮血在暴力之下匯入土壤。很難統計暴力致死的數據。怎樣才算是謀殺呢？人們因為政府和企業的政策而餓死，這算是謀殺嗎？自然本身也會帶來殺戮，正因如此，人類才有了主宰自然的想法，這似乎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了。沒人相信解藥可能比疾病本身還糟。或許確實不是。細菌侵入，損害人體，也算是謀殺。我想一切死亡都是暴力導致的死亡吧。按照這個邏輯思考下去，永遠沒有答案。

可是，一九六八年給人的感覺，仍然比其他年份糟糕。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抽搐著的龐大身軀裏的細胞，那身軀被無數子彈擊中，橫躺在地上，而馬丁·路德·金、肯尼迪和“美萊村大屠殺”那些無名的受害者，正是死於這些子彈。負罪感折磨著我們，因為殺人犯正是我們中的一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受害者也是我們中的一員。當然，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受害者的身體在尖叫，像鐵水流過大腦、胸腔和肚子，滾燙、灼熱、痛苦向每個感官蔓延，緩緩地翻轉、下落，一枚射入身體的小小子彈，就能讓一切都成空。殺人者——那個緊張的男孩，用顫抖的手指扣動扳機，他的同謀，腋窩被汗水浸濕，收了錢的殺手則流露出毫無顧忌的眼神，那個自認將世界從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和阿爾比派[28]中拯救出來的人，繃緊了脊背。每個人都會是加害者或受害者。一九六八年，像一個動作緩慢的殺手，跨越了一年，跨越了大陸；像是一張照片，捕捉到了一次永恒的墜落。

人皆有一死，一切死亡都源自暴力，它摧毀了生活固有的狀態。那麽，那一年為什麽如此可怕呢？馬丁·路德·金、肯尼迪或某個村莊的村民就比比夫拉的餓殍或底特律的受害者[29]更重要嗎？或許，我只是在玩一個智力遊戲，根據日歷隨便編造一兩個年份，說這是最糟的兩年，它們因而有了特殊的意義，逐漸不再那麽可怕，甚至成為值得紀念的日子。人類喜歡想方設法感謝苦難，他們將跌倒視為幸運，將死亡看作重生。我覺得這種看法也不錯，如果無論如何你都要遭受苦難，倒不如感謝它。但有時我會想，如果我們沒有去期待苦難，那我們也不會經歷這麽多的苦難了。

我的思緒繼續飄遠。我看到了那一年和接下來一年暴力的征兆，卻不是簡單感知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一切行為都可以只是象征符號，可只有死亡那一刻是真實的，這令我感到害怕。好像舞台上用來刺殺凱撒的道具匕首，在碰到真正的血肉時漸漸變成了真的，好像米達斯[30]金手指的怪誕變體——這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正傳奇。

有的人鬥牛，有的人做彌撒，有的人搞藝術，為了將死亡儀式化，為了將死亡轉變為重生，或者至少是為了讓它有意義。可我害怕的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將一切變為死亡的儀式。人們斥責媒體編造事件——用他們的話說是扭曲事實。許多事件只是為了被傳播而策劃的：遊行、靜坐罷工以及人們把自己綁在柵欄上。我覺得這是一個好辦法。一次主動策劃的遊行總好過圍攻，象征性的抗議比真正的轟炸強。你仔細想一想，其實媒體事件每天都在發生。那些壯觀的場面、莊重的儀式和不絕於耳的喇叭聲，那些穿著皮草、天鵝絨外套，戴著珠寶首飾的政府官員以及神職人員都參與其中，獎章宣告了地位，戒指用來索吻，權杖要你臣服，這些都算是我們如今所謂的公關事件。只是，這些事件的受益者是那些掌握權力的人，吸引的卻是那些無權無勢的人的注意力。我想，這才是問題所在。誰能比亨利四世更了解“公關”這一行為呢？為了向卡諾薩的教皇格利戈裏悔罪，他能赤腳在雪地裏走上幾公裏。[31]

然而，哪些事件只是象征，哪些事件是真實發生的呢？你相信馬丁·路德·金是被聯邦調查局、被那些想要殉道的黑人激進分子，還是被那些信奉撒旦的蠢貨殺死的？象征意義會根據你所相信的東西改變，而死亡是不會改變的。博比·肯尼迪曾經同情那些以色列人；美萊村民可能救助過北方的士兵。但這些推測和已然發生的事無關。在這些案件中，被謀殺的只是一個形象，而死去的人才是真實的。那些年的所有運動都遵循著同樣的規律：從伯克利到芝加哥，那些被我們拳打腳踢的蓬頭垢面的怪人和癮君子；從加利福尼亞到芝加哥，再到亞拉巴馬，再到阿提卡，那些被我們用石頭砸、用槍射擊的“懶惰的”黑人；那些被我們用機關槍掃射、用汽油炸彈轟炸的斜眼[32]越共，都在說他們並非我們認為的那樣，都在說，殺戮導致仇恨，如果我們殺害他們，他們就真的會變成我們所認為的那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尼克松去麥迪遜大道[33]買了一個新形象。如果把這些事件都當作媒體事件來看，或許那些死者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