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圖南帶我們讀書了

1981年秋，莊圖南直升一中高中；莊筱婷和林棟哲也都考入了一中初中部，成了莊圖南的校友，作為初中生，兩人從少年宮退役了。

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第三個年頭。

宋瑩、黃玲所在的棉紡廠是國企大廠，被列入國有企業改革試點廠。

改革頭兩年，廠領導用一系列管理手段提高了生產效率，但計劃經濟的銷售渠道和銷售定額固定，超出計劃的產品只能積壓在庫房裏，銷售價格也由國家指定，幾乎沒有上調，以上兩個原因疊加，棉紡廠的效益並沒有提高。

同時，廠裏還在源源不斷地接收返城知青和職工子弟——棉紡廠政策規定，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頂替父母的職位；父母未退休，子女如果是中專畢業生可直接進廠，子女如果是紡織系統的技校或職高畢業生，有資格排隊輪候等名額進廠。

幾種情況疊加，職工子弟或頂替，或分配，基本都能進廠捧上鐵飯碗。

有進無出，棉紡廠的職工人數日益增加。

效益一般，人員臃腫，廠領導班子研究決定後，展開了“破墻開店”和“留職停薪”兩項措施。

職工們對“破墻開店”這一措施是強烈支持的——把工廠的圍墻敲掉，租給個體戶開店，小商店如雨後春筍般圍著工廠開了一圈，職工們吃、穿、用都方便了很多。

“破墻開店”的店鋪租金暫時緩解了企業效益和職工們工資之間的矛盾，既讓職工們的生活極大便利，又讓廠裏發出了工資福利——獎金數額不大，但用宋瑩的話來說，蒼蠅腿肉也是肉。

職工們工資福利的矛盾暫時解決了，人員臃腫的矛盾卻無法解決——幾乎沒有任何職工響應“留職停薪”的號召，職工們以“我不嫌工資少，領導不嫌我懶”的心態照常上下班，以遲到早退、午休時間多睡一會兒等方式花樣怠工。

院子裏現在不種蛇瓜，改種小白菜、空心菜等綠葉菜了。瓜菜由莊超英和林武峰照管，黃玲和宋瑩忙於接單，

上海市有了外貿公司，外貿公司長期向私人發放產品圖片，再定期收購已鉤織好的成品，私人憑此賺取手工費。

李一鳴在玄妙觀前擺攤，生意很好，他和宋向陽每半個月就要去上海十六鋪碼頭的市場進貨。市場裏有幾家外貿公司的門面房，收購手工編織的毛衣、圍巾等商品。

李一鳴和宋向陽去上海時麻袋、行李袋裏是空的，他們索性幫親友們接了外貿單，去上海時把成品帶去出售，回蘇州時帶回售出的現金和下一個訂單。

宋瑩和黃玲都經常接這種外貿單——廠裏的活不重，晚飯後和周末正好幹些私活賺些零花錢，宋瑩手腳麻利，偏好杯墊、圍巾等工期短的小件，黃玲手藝精巧，喜歡完成毛衣、披肩等大件。

兩人剛開始接單時還要看著雜志上的針法編織，熟練了之後，邊看電視邊閑聊邊鉤編，手下的功夫一點不慢，成品刷刷地完成，外快刷刷地賺。

黃玲每月能完成三件手工毛衣，她看著存折上不斷上漲的數目，很欣慰，莊圖南過兩年讀大學的生活費應該不是大問題了。

吳建國在院子裏養了雞鴨，除了自家吃，多出來的雞、鴨、蛋就在街坊鄰居裏賣。

張阿妹所在輪胎廠一樣人心浮動，她搭著黃玲和宋瑩的人情，也成了外貿編織軍中的一員。

電視機已經取消了限購，不需要票就可以購買了，吳家也買了電視，吳家的三個孩子就不常來林家看電視了。

宋向陽現在林武峰手下做臨時工。

李一鳴基本選周日去上海進貨，宋向陽和他一起去，幫他扛貨，幫他分擔商品的出站風險——兩人去上海時扛半麻袋或一麻袋的外貿商品，回蘇州時大概是五六個麻袋的小商品，他們怕被蘇州火車站查獲沒收，總是坐半夜的車次回來，分批出站。

李一鳴和宋向陽被抓過一次，李一鳴是社會青年，宋向陽是壓縮機一廠的臨時工，火車站打了個電話給壓縮機廠，林武峰施施然來了，送了一塊手表，領走了兩人和商品。

宋向陽惴惴不安地回廠，並沒有受到很嚴重的處罰——車間會議上，林武峰說臨時工工資低、沒獎金，幫朋友扛個麻袋掙點辛苦錢，罰他打掃一個月車間，算了吧；有人提議档案上記一筆，林武峰搖頭，小夥子還沒成家，還要談戀愛、找對象，算了吧。

林武峰是技術一把手，人又和氣，在車間人緣好，他幾句“算了吧”就把事情“蓋”住了。

宋向陽向李一鳴不住感慨，“林工平時那麽和氣，大事上真有擔當。”

李一鳴冒著“投機倒把罪”的風險勤奮掙錢，所幸在他擺攤一年半後，也就是1981年夏，蘇州市發放了首批個體工商經營執照，李一鳴立即去工商所登記，拿到了個體工商營業執照，他的小攤位和“倒買倒賣”的行為從此合法了，不用再東躲西藏打遊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