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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遠地，老爺子預定的紅色夏利車開過來。夏中天看清了，駕車的竟是上次拉他去大船的陳春鳳。

耿民上了車，陳春鳳頭也不回地問道，“民叔，今天是上人大呀，還是公檢法，是省高院哪還是市中院？”

耿民說：“你就是我的輪子，管我上哪，給你銀子就是了。怎麽也成了個包打聽？我倒是要問問你，你當家的傷好了嗎，哎，要沒有傷筋動骨，別老賴在醫院，要是不照規矩來，你老叔可要幹預這事嘍。注意紅燈，左拐，咱上省城。”

陳春鳳在十字路口刹了車，從後視鏡中看著耿民說：“甭提煩心事行不，我的天爺，羅海我是不打算和他過了。”

耿民問：“他要是欺負你，俺可幫你打官司，還是老規矩，婦女老幼分文不取，為討公理，包打到底。我這輩子就看不得老實人受欺負，一無權勢，二沒錢，咱不管誰管？可話說回來，像上次你男人那場官司我一直沒鬧明白，就不能幫著你爬堂。你可甭記恨我！”

“民叔，滄海市老百姓誰不知道你是有名的鐵嘴，可當官的卻叫你告狀專業戶。我得提醒老叔一句，官大一級壓死人，你是個平頭百姓，雖說為了討公道，可說不定得罪了誰，暗地裏有人砸悶磚，可真要當心哩。”前方彎道，陳春鳳攥穩了方向盤。

“閨女，你打聽打聽，你民叔一輩子怕過誰，啥苦啥罪沒有受過？‘文革’時挨過整，賣過十年豆腐，討飯告狀，跑了28趟皇城北京，102次的省城東昌，滄海市的大大小小機關的門檻兒都叫我踢爛了。為跑我這冤案，蹲在人家屋檐下度日，躲在水泥筒裏避警察，冷的時候渾身打哆嗦，熱天光著膀子睡在報紙上過夜，為告狀我苦學，成了律師。我是鬥大的，不是嚇大的。你民叔兒女大了，一無牽掛，連遺體都立遺囑，捐給了國家，難道還怕黑幫害我？我不放心的，倒是你那口子，有時間我得跟他聊聊。”

透過後視鏡，陳春鳳看見老人從破公文包中掏出一個臟兮兮的小筆記本，用手指蘸了嘴上的唾沫，一頁頁翻看查找著什麽，然後向陳春鳳吩咐進省城後的線路。原來那是耿民的“聯絡圖”，上面密密麻麻記著不少人的住址、電話號碼。只聽耿民連續打了幾個電話之後，不再說話，兀自呼呼嚕嚕在後座上大睡起來。

進入省城收費站，耿民醒了，指揮著陳春鳳向繞城高速路上開，轉眼來到一座大的蔬菜批發市場，裏邊叫賣聲和討價聲喧囂鼎沸。耿民讓車停在菜市場邊，隨手換了些零錢，掖在口袋裏，喊了陳春鳳存了車跟他走。

走下過街天橋，來到一幢大樓的背後，這裏和光怪陸離的大街簡直是兩個世界：一片低矮的破磚房在大樓的陰影之中顯得十分昏暗，汙水順著墻壁上灰綠色的青苔往下淌，在地下形成大小不等的水窪；一群滿臉汙垢、穿著不同鞋襪的孩子追著一只癩皮狗打，那只狗驚恐萬狀地躥進了一片簡易的棚戶房，發出負痛的嗚咽聲。只見用廢鐵皮、油毛氈搭建的窩棚裏，堆滿了廢舊報紙、塑料桶、酒瓶和易拉罐。幾個臟孩子見耿民過來，都扔了手中的棍子，喊著爺爺撲過來，耿民一人給了十元錢，扯著一個稍大一點的孩子的手，走進了低矮的房子中間。

陳春鳳注意到：因為大樓遮住了這一帶的陽光，房間裏白天還亮著燈，幾個人正在把撿來的破爛分裝，見耿民進來，都圍攏來，一邊抖落掉身上的塵土，忙著把耿民讓在房子中間的一個露出敗絮的沙發上。陳春鳳這時才看清楚，這是一間四角漏光的破庫房，房內擺著城裏人丟棄的破舊家具，一張破席夢思床墊下邊是用磚頭砌成的床腿，緊靠墻的是張三條腿的桌子，上面擺放著一台黑白破電視機。

“我這個當村長的對不起你們大家，叫你們在這兒遭罪了。”耿民用內疚的語氣說，一邊給屋子裏的人發煙。

坐在對面的一個又黑又瘦的中年人接道：“民叔你不要這樣說，這撿破爛還行，總比在家裏咽礦渣喝汞水強。”

耿民聽廣若有所思地問：“紅霞她媽呢，我怎麽沒看見？”

旁邊一個扯著孩子的婦女說：“今天一大早又去省高院了，孩子一死，她的精神病又犯了，看見過路一個孩子像她紅霞的，就追了出去，俺們好不容易才把她勸回來，這不，又瘋瘋癲癲拿上狀子到市裏去了。”

陳春鳳早就聽說，紅霞是大猇峪一個十歲出頭的小姑娘，幾年前因為和礦上的矛盾自殺身亡。

“這官司現時有希望了，”耿民見屋內又進來幾個人，便壓低了聲音說，“高院的劉法官正在受理，這人是個好人，對鑫發幾家金礦侵占咱可耕地的事兒非常同情，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占了地就必須賠償，到頭來還得政府想辦法解決，不能讓咱拿著土地證的農民沒有地種。我已經找了一個筆頭子很厲害的記者寫份內參捅上去，讓上面頭頭重視了批給下邊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