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像徐衍昕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從誕生起，生命旅程於他而言就是一場磨難。

不知是從何而起的力量，讓他沒有被這個奉行淘汰理論奉行動物法則的世界同化。然而縱然他半傻半純，薛志的事仍然剝奪了他為數不多的希望。法院是個很神聖的地方，雖說法律不是正義，然而徐衍昕一直將法律當作是行使正義、取得公正的武器。犬儒主義尚且能用的武器，他怎麽用不得？他要用得比誰都得心應手。

然而，當薛志站在被告席，一連說了三遍“是我做的”後，他方才懂得這世間大多的正義，都是鏡中花水中月。

薛志的背佝僂，他的臉蒼老，他的眼睛渾濁。

唯獨他的聲音洪亮。

他想起大學時觀看的辯論比賽。論題是那個著名的兩難問題，你是列車長，列車失控，只有兩條軌道，你會選擇撞向一人的軌道，還是五人的軌道。前提是不可能暫停，必須做出選擇。

這是一個多麽殘忍的問題，辯論隊的選手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唇槍舌戰，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一個被估量計算的數值。

當時江嶼站在“犧牲少數人未必正義”的立場說，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對方辯友要談論人的社會效益，那麽五位垂垂老矣的人和一位年輕力壯的人，誰的價值更高呢？五位無所事事的街頭混混和一位懷孕女性，誰更值得被拯救呢？當社會為了多數人開了先河，給少數群體施加暴力時，這絕不是公正公平的名號，不過是打著人多勢眾的暴力行徑，不僅藐視法律，更蔑視人性的道德。”

對方辯友一噎，出言諷刺，“然而生活就是要有所選擇，你到底選擇哪一邊呢？”

江嶼笑答道：“一個被迫選擇的列車長，不論選擇哪一邊，都不過是可憐的不幸者，往後的生命都被逼攜帶著他人生命的罪孽。而一個滿心社會效率價值的劊子手，不論選擇哪一邊，都將失去自己為人的價值。”

他雲淡風輕地把對方辯手駁得面紅耳赤。

那時徐衍昕作為數學系的觀眾，依稀聽到隔壁的女生悄聲說“真帥啊”。

的確，江嶼做任何事，都有一股閑雲野鶴的風範。他並非真的不在乎，若不是徐衍昕知道他要靠實踐分拿獎學金，恐怕真會信了他不過是來玩玩的說法，江嶼打架、犯規、比賽，都透著股漫不經心的調調，他永遠不會說，他必須要贏。他會懷著滿腔的野心，精心地準備，卻擺出一個毫不在乎的姿態。就像毒蛇捕食野兔，雙眼緊縮，卻不緊不慢地遊走在草叢的陰翳中。

江嶼好像天生善於辯論，巧舌如簧。而徐衍昕卻是那個始終惶恐難安的不幸者。拿了獎金，江嶼帶他去吃火鍋，見他悶悶不樂，便說：“你還在想那個辯題？就是說著玩的，別當真啊。世界上哪有這麽巧的事。”

“一切沒用的論題，都將成為隱形的法則。比如當自動駕駛普及，當它失控時，在無法避免的兩難境，就會被逼做選擇。而這樣的選擇是人提前輸入的，人要輸入什麽樣的法則，而這樣的法則又包含了人怎麽樣的潛意識？”

江嶼看了他眼，“你說得對。但這樣的事，輪不到我們倆大學生去思考。走了，帶你吃好的。”

江嶼的確沒說錯，身為學生，他們的確不具備多少改變的權利。

那時的他也多少有點天真，心想，這種困難的事，交給別人思考即可。他暫且先過著平淡順利的生活。然而幾年過去，當他們用法律作為武器，作為謀生的工具，走得越高，越知道他們並不具備這樣的權利。江嶼並不打算為難自己，任何案件都無法動搖他的理智。而徐衍昕卻不可避免地責怪自己。

就如同楊絳在《老王》中寫：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他的愧怍，或許才是他無法背離初衷的源頭。

判決來得很快，薛志被判七年有期徒刑。

觀眾席上來了不少同村的村民，他們靜默無聲，唯有薛婷一人哭得歇斯底裏。這個被指控欺騙村民，不顧村民安危排放汙染的人，卻被所有含淚的眼睛注視著。這一切那麽蹊蹺，那麽古怪，然而又那麽合理。瑞鑫的一眾律師圍著張安，祝賀他，向他道喜，稱他這一仗打得很漂亮，稱他用流利的法條問得對方語無倫次。唯獨江嶼坐在徐衍昕的身側，沒有動。張安透過人群，遙遙地望來。

那是一種質問的眼神。徐衍昕沒忍住，掙脫了江嶼的手，徑直走了出去。於情於理，江嶼都該為了瑞鑫的勝利而歡呼，不該坐在他身側承擔這一失敗者的角色。或者說，今天的審判，於徐衍昕前幾日的歡欣而言，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然而江嶼並不準備放他一個人胡思亂想，兩人並肩站著，誰也沒先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