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葛羅莉 1990年·冬天（第2/3頁）

當時，站在那具令人心碎的屍體前，我們都希望也都不希望那是我們心裏想的那個人。就這樣，在警方緩慢的調查和同樣進度緩慢的DNA檢定結果出現前，我們兩人互相微妙地依賴著也痛恨著對方。

我想你應該沒有忘記那段難熬的時光吧。

就在認出對方後的短暫尷尬裏，輔導中心的負責人從圈子中站起來，臉上堆滿了笑容迎接我。這時想要轉身離開已經來不及了。這念頭飛快轉過腦袋，我暗自喘了好幾口氣，穩定下雜亂的心跳，隨著負責人，假裝鎮定地坐到圈子裏。我記得除了我們兩人，其他三人分別是菲比、蜜麗安和凡內莎。

負責人傑森是團體中唯一的男性，三十出頭，細長的雙眼，肥厚出油的鼻翼上架著一副金框眼鏡。肥胖的矮短身材，不分季節地總是穿著短袖襯衫，上面系了條很多皺褶的黑色領帶。他老是一身濃郁的香煙臭味，仿佛他本身是一根人形煙鬥，走近就可以聞到。他介紹自己是攻讀心理學的博士，主攻項目為心理創傷領域。這位負責人在聚會中主導談話的內容，引領大家對陌生的彼此說出傷痛，進而互相舔舐傷口。

老實說，他給我的第一印象相當不好。不是他不討喜的外表，而是我的直覺。這個人根本沒有過痛失親人的經歷，他只是照著從書上學到的知識，想盡辦法用我們的傷痕來印證他所學到的學術理論。

後來證明我的直覺對了一半。之後再跟你說吧。

總之，我們在原本就復雜的心情下相遇。在兩個月中，大約七次的聚會裏，沿著輔導計劃，大家逐漸地說出心裏的傷痛。但時間畢竟不夠，我的印象十分模糊，有些人說到一半便哭泣，哭到結束；也有些人支吾了許久，唉聲嘆氣多過講述內容，一切皆說得不清不楚。

就在最後一次聚會上，傑森告訴我們，這兩個多月的輔導情況比他預期的還要好，但因為S鎮的鎮長決心重建這棟老舊的活動中心，短時間內又無法找到合適的地點聚會，便在與開始一樣的倉促中，結束這種聚會。

我原本想與你繼續聯絡，但是直到聚會結束，始終沒見你私下向我示好。盡管我們在聚會上表面看起來總是非常熱絡，也是團體裏坦白傷痛最多的兩個人，但我仍舊無法得知你對我的真實想法，所以與你的聯絡便被截斷了。

就這樣過了五年。

提筆寫信給你的一個多月前，我記得那天是初秋十月的午後，打開窗子看見外面的天空，是一片湛藍的晴朗。天空一反多日的陰霾，呈現近日少見的清晰的藍天白雲。我當下決心出外走走，感受難得的暖和。

當我換上外出服，心情輕松地離開家門，踏上磚紅色的長街，想要邁開腳步，融入這片晴朗的天氣裏時，一陣既熟悉又陌生的音樂，從我即將跨越的轉角前方響起。

一批留著垂肩長發、綁著五顏六色的辮子頭、穿著寬大的牛仔褲配搭著格子襯衫和塗鴉T恤的年輕人，看起來像嬉皮雜牌軍，約十五到二十位街頭即興演出樂手，攜帶著喇叭與薩克斯風，間或有些吉他與貝斯，沿著S鎮中央的馬蘭倫大道進行演奏。而圍繞在他們旁邊的人群，緩慢地跟著樂隊的步伐，嘻嘻哈哈地行走。樂聲從那個轉角清晰地朝著我流瀉過來。

這種音樂，我此生只認真聽過一次，卻希望永遠不要再出現在我生命中。音符此時像被賦予了真實的形體，如同影片般一格格放大在我面前。

這是爵士樂，一般人記憶裏輕松自由的爵士樂。卻甚少人知道，爵士樂源於極端濃郁的悲傷。

女兒在十六歲那年，某天從學校回來後，坐在正費心打理晚餐的我身後，口氣慎重地告訴我，如果有一天她死了，葬禮上一定要放埃靈頓公爵、阿姆斯壯，或者是任何人演唱的爵士樂。

“什麽！你說你有一天怎樣？”其實我馬上就聽清楚了她說的話，但是仍舊掩蓋不住她在我面前，在年老她二十五歲的母親面前提起這晦氣字眼的怒氣，於是停下正攪拌沙拉醬的雙手，提高聲調地質問她。

“我死了，如果我死掉的話，葬禮上一定要放爵士樂。”她的聲音充滿著一股奇怪的堅定。

“你這小女生怎麽回事！好好的說這些幹嗎？”我回過頭，盯著坐在餐廳椅子上的她。那時正從廚房右邊的窗子透進一道澄黃色的陽光，把她金黃的發色和無瑕得如同天使一樣的臉孔，籠罩在刺目耀眼的明亮中。

“媽，你不要管嘛，就記住我說的這個小小心願就好了啊！”

她語氣不悅地低下頭，打開她攤在桌上的一本小說專注地讀著。我沒有繼續與她對話，心醉神迷地凝視著這個上天賜予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事物，足以讓我用全部的生命來換得的我的孩子。現在想起來非常諷刺，那時她的心裏一定充滿著無法言喻的悲傷，才會說出那種話，而我卻在那種時刻，沉浸在擁有這孩子的甜美感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