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刺青文化（第3/4頁）

白居易，字樂天，祖籍山西，唐代宗大歷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生於河南新鄭，也就是陽歷的2月28日，李白、王維的陽歷生日也是這一天。雙魚座的白居易聰慧而刻苦，細膩而敏感，又有剛直一面。跟成長在“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青年一樣，他還有家國的情懷，希望通過努力，重現大唐盛世。不滿二十歲時，白居易去長安漫遊過一次，拜見了老詩人顧況，留下那個著名的典故。顧：“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看完白詩後，又言：“有才如此，居又何難！”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八歲，入長安參加科舉考試，因詩賦才華橫溢，一考即中。他被授予的第一個官職是秘書省校書郎，負責在皇家圖書館校對訂正典籍。按仕途慣例，進士在朝廷幹過一段時間後要到基層鍛煉，白居易隨後做了長安附近的周至縣縣尉。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筆耕不輟，寫出人生第一首傑作《長恨歌》，一夜之間名滿長安。接下來，陸續做了翰林學士、左拾遺（諫官）、京兆府戶曹參軍（長安財政局長）、太子左善贊大夫（東宮太子的屬官）。做左拾遺時，剛直方正，贏得了名聲，也得罪了人。隨後，就到了對詩人來說極為重要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這一年夏六月，藩鎮李師道派遣刺客潛入長安，在力主削藩的鐵腕宰相武元衡入朝途中將其刺殺。這是自古以來未有的事件。白居易怒發沖冠，第一個站出來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在我們看來，不但沒錯，且忠烈可嘉。但官場的規則，白居易忘了；他做諫官時得罪過的人，白居易忘了。所以，有大臣站出來指責白居易：白擔任太子左善贊大夫，是東宮太子屬官，而宰相被刺後，上疏言事的應是朝廷諫官，白居易先於朝廷諫官上疏，破壞了朝廷規矩，也就是說越位了。就在這時候，還有人向白居易砸去更重的石頭，這就是“不孝”的罪名，稱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時卻寫下與花、井有關的詩歌……

各種看著白居易別扭的人暫時團結在一起。這樣一來，憲宗皇帝也騎虎難下，於是貶白居易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時非常重要，屬中上等州，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顧。但白居易剛出長安，時任中書舍人的王涯（死於“甘露之變”的那位宰相）落井下石，對皇帝說，不孝的人怎麽能做一州刺史？憲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貶白居易為江州司馬。

命運仿佛跟白居易開了個玩笑。他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裏，即使先於諫官上疏，不合朝廷規矩，也罪不至此吧？後來我們看《唐律疏議》發現：這確實不構成罪名，何況上疏的背景是宰相被刺這樣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為什麽有人落井下石。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還好，途中收到摯友元稹的書信，山水間孤立無援的白居易一時間熱淚盈眶。

此時白居易詩名天下皆知，江州刺史對他非常照顧，所以白居易雖官為司馬，但實際上是非常閑的。他常一人獨上廬山，那裏有著名的東林寺。白居易在山上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別墅。幽谷花樹間，白居易訪僧問道，流連忘返，“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但實際上，詩人仍意氣難平，在與妻兄《與楊虞卿書》中，他這樣寫道：“（武元衡被刺後）皆曰：丞郎、給舍、諫官、禦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反憂國之甚也？仆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

轉年秋天的一個傍晚，白居易於江邊送客，蕭瑟秋風撫過，詩人感到一絲人生的寒冷。然後他就看到那傳來淒美琵琶聲的小船，《長恨歌》之外的另一首傑作《琵琶行》由此誕生。在這裏，不想去說詩歌本身的藝術價值，而只想靠近詩人那一夜的心境。對他來說，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兩句說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在這個夜晚，他這樣的士人，與一個流浪的琵琶女，有什麽不同？詩人另一種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經在江州悄悄拉開一角。

貶官前，白居易剛直激切，勇於言事，深得東漢士風；貶官後，趨向於獨善其身，“世事從今口不言”。後來的白居易，在長安與外地的仕途間輾轉，最終在東都洛陽做了閑官，跟裴度、劉禹錫詩酒相酬，野遊夜宴，一心一意地實踐著自己的“中隱”哲學。大隱隱於長安的朝廷，小隱於這個國家的山野，中隱則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閑官。

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陽，白居易、裴度、劉禹錫等十五位名士，模仿東晉的蘭亭雅會，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等十五人合宴於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