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利

傳言和新聞中所說的那些關於奧利弗的事對我來說實在難以置信。我的確已經幾十年沒見過他了，但報紙頭條上所描述的那個人絕對不是我從前認識的那個男孩。

在奧利弗以文森特·達克斯這個筆名聲名大噪時，看到他的人生如此成功我真的很為他高興，但在我的記憶中，他的童年即使以愛爾蘭人的標準來看也算得上相當悲慘。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也見證了其中的一些片段。人們都說孩子總會把自己的處境視為所有人的常態，所以我想奧利弗並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如何棄他不顧的，但那時的確很多人議論紛紛。

我的父親在我去都柏林南部的聖菲年斯學校前一年去世了。那時我十四歲，家裏還有三個姐妹。我想媽媽送我去那兒是為了讓我有更穩定的學習環境，也為了能讓我的人生中多一些男性的影響力。我們住在基爾肯尼南部的農村，父親死後我接替他幹了很多農活兒，可媽媽堅決不讓我步父親的後塵早早地就進了墳墓，她堅信父親之所以走得這麽早，就是因為他起早貪黑永不停歇地在勞作。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我的習慣性的害羞，然而我當時對媽媽的考慮並不買賬。我的左眼上有一塊難看的深紅色胎記，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為此感到不自在。母親覺得她要是不趁我還年輕就讓我走出農田，我就一輩子也離不開家了。她的判斷是對的。

以當時的標準來看，聖菲年斯這所學校還算過得去。我印象中從未出現過性侵犯或類似事件的傳聞。牧師們總體來說都很和善。當然，學校總還是有那麽一個標志性的施虐狂，但我想，在20世紀60年代，整個學校的員工中只有一個這種人物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我來到奧利弗所在的班級時，他已經在聖菲年斯待了八年了。現在想來真的很令人震驚，如果要我在我的小兒子六歲時就把他送走，光是想想就讓我脊背發麻了，可這樣的事在那個年代並不少見。奧利弗非常安靜，整個人最引人注意的也就只有他身上破舊的衣物了。由於這一點再加上他較深的膚色，他很容易就成了眾人貶損的對象。學業方面，他也資質平平，所有科目中只有法語略好一些，但也只能算得上差強人意。第一年，在我還沒有真正了解他之時，我想當然地以為他是個靠獎學金上學的孩子，因為他看上去真的很……怎麽說呢，很窮。我們都知道他沒有母親，都以為他母親去世了。傳聞說奧利弗的父母並沒有結婚，還說他母親可能就是在生孩子的時候死的。他從不會談起他母親，但這種事大家都有默契。去問這種事情是很不禮貌的，就好像大家都知道西蒙·華萊士是被領養的但卻從不會提及此事一樣。

不過，奧利弗倒是時常談起他的父親，語氣中帶著敬畏和驕傲。我記不清他父親是做什麽的了，應該是跟教會有關，好像是都柏林大主教的高級顧問之類的。我很驚訝奧利弗的爸爸竟然會是這樣一位大人物，畢竟他對自己兒子的忽視和漠不關心已經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更讓我震驚的是奧利弗居然還有個異母兄弟，一個有著金色頭發和淺色眼睛的男孩，名叫菲利普，大約比他小七歲，他住在家裏，在我們學校的附屬小學讀書。我從未見過他們親密地交談，就如同兩人絲毫沒有血緣關系一般。然而最糟糕的問題在於，雖然奧利弗家離學校僅有不到一英裏之遙，他卻被攔在家門之外。無論是聖誕節還是學校的假期，奧利弗都留在學校和牧師們一起度過。從學校教學樓頂樓科學實驗室旁的走廊窗戶，就能看見奧利弗家。不知有多少次，我遇到他坐在窗台上，通常手裏還拿著一副望遠鏡，望著家人進進出出。不知為何，這一幕現在想來更覺得可悲。在男子寄宿學校這樣一個雄性世界裏，是沒有空間讓你去多愁善感，去尋求同情的。即便是受了傷，我們也已學會怎樣將傷痛完美地隱藏起來。

我和奧利弗是在我的第二學年以一種被動的方式成為朋友的。我們並沒有選擇彼此，而是因為其他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只剩下我們兩個怪人，沒有人願意跟我們來往。我的相貌缺陷和奧利弗被家人遺忘的事實，將我們隔離在了社交圈之外。他們稱我們為“怪胎二人組”。我們進不了那些時髦孩子的圈子，跟我們所說的“土鱉”族群也格格不入，由於我們不屬於任何一個小團體，也就只能在一個又一個族群之間遊離，一旦被某個族群厭棄之後就繼續尋找下一個。我相信我們彼此很信任對方。我們的關系是由奧利弗來主導的，這點我完全沒意見。幾乎是他說什麽我就做什麽，但他本來也不是個愛冒險、愛打破規則的人，所以他也從沒讓我遇到過危險。他從不會提到我的眼睛，我也絕不會說起他的母親。那時候，這樣的默契是奠定一段堅定友誼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