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4年9月2日

人們都很友善，非常友善。

因為他不再是盧卡斯•安森中尉，而變回了一個大學教授，他所想要的就只是悄悄地回歸平凡的生活。

然而即使他不穿制服，穿著淩亂的燈芯絨套裝，拎著破舊的公文包，他在人群中也惹人注目。怎麽可能不惹人注目呢？左眼戴著的眼罩、一小塊彈片在前額留下的傷疤，都明確地昭示著他是一個盡到了國家責任並且已經光榮退伍的士兵。

每個遇到他的人都想對他所做出的犧牲表示尊重。

在餐館，大家都樂意為他結賬；在公交車上，年輕人都為他讓座；有一次在中央公園，一個帶著小禮帽的男人握著他的手說，他讓他想到了自己在奧馬哈海灘[9]犧牲的兒子，並表示如果盧卡斯想要看百老匯的演出，一定要找他。“無論是什麽演出，只要你告訴我名字，預定窗口就一定會為你留兩張票。”那個男人邊說，邊把他的名片塞進了盧卡斯的上衣口袋。後來盧卡斯拿出名片看了一眼，發現那個男人竟是一家著名的電影院老總。

但他從未接受過他們的饋贈。

在紐約醫院做完手術後的幾周裏，他都和父母住在一起，就在皇後區奧林匹斯市他家開的小餐館上面。這是一座典型的希臘餐館，是由他的父親——絲塔夫羅斯•阿塔納西亞迪斯，一點一點從頭張羅起來的。和所有的移民一樣，他的父親將家族的名字縮減了。“我們是美國人，”在盧卡斯小時候父親經常這麽說，“現在我們要用一個新的美國名字重新開始了。”

但是盧卡斯不用為獲得博士學位而費盡周折，因此他住在餐館裏就好。他甚至可以明確地感覺到——在他近乎完整地回到家後，他父親最強烈的願望就是讓他接管這個餐館。而且說實話，還有什麽比一個受傷的士兵站在收銀機前做生意更可靠的呢？

只是這不是盧卡斯想要的生活。

就在他剛剛開始思考下一步該做什麽時，他突然收到一封普林斯頓大學的來信，信中表示如果他願意在秋季開學伊始繼續任教的話，他們將非常歡迎他回來執教——正如你所知道的，學校的校訓是“服務國家”。所以只要為國效力的人，全體教職員工和理事都將非常驕傲地為他們提供機會。院長還熱心地提及他在城裏的老房子，歡迎他來住。

這封信的到來，就像是他的祈禱獲得了回應一般。

在位於學校腳下的一座小火車站中，他下了火車。將行李裝進一輛出租車的後備箱後，車子駛向莫色爾大街上的一處維多利亞風格的公寓，在入伍前他一直住在那裏。一輛黑色豪華轎車停在路邊，在這片綠樹成陰的靜謐街區裏，這種車並不常見。但在他對這輛車產生一些疑問前，卡普托太太已經匆匆穿過前廊，在圍裙上擦了擦手便沖下了樓梯來擁抱他。托尼•卡普托還在太平洋中的什麽地方當兵，盧卡斯知道，這個擁抱和泛濫的眼淚不僅是給他的，也是給她丈夫的。盡管她只比盧卡斯大幾歲，可能是三十三歲，也可能是三十四歲，她依舊像母親一樣對待他，為他的晚歸而擔心，為他年紀這麽大仍然單身而著急。偶爾他們公寓餐桌邊會出現一些單身女性，盧卡斯猜測她們是被邀請來和他相親的。

“你的屋子已經收拾好了，”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說，“我要去烤只全雞。艾米已經滿九歲了，她從學校裏回來一定會跟你說這件事的。”

他們倆都笑了起來，卡普托太太幫忙把他的行李沿著嘎吱作響的木頭樓梯搬上了頂層，那裏的門已經打開了。時間就像停止了一樣，他在國外的那些恐怖經歷就像未曾發生過一樣。單人床支在角落裏，上面依舊鋪著那張他記憶中的拼布床單，電爐和收音機在書架上，桌子依舊擺在天窗前。窗外，老橡樹枝幹上的樹葉剛剛開始變色，他甚至可以聽見淋浴頭的滴水聲，那是托尼•卡普托在屋檐下的小浴室裏臨時裝的，如果盧卡斯想要洗頭的話必須要把身體彎成一個難以想象的角度才行。

“你自己收拾一下，”卡普托太太說，“五點半吃晚餐。你回家了可真好！”她補充了一句，就像這些天他遇到的人說的一樣，這個“家”並不是指一個特定的地方，而是美國。

“希望托尼也能很快回來。”

“希望他們都能早點回來。”

關上門，盧卡斯站在窗邊，凝視著樹木和臟亂的庭院，還有庭院中搖晃的秋千和防風柵欄，在他去進行基礎訓練前，也曾站在這裏。也許就像最新的科學理論提出的那樣，時間不過是一場錯覺，可能他從未離開過這間屋子，可能他會重新變得健康無恙。但當他瞥見玻璃中自己的映像時，那塊黑色的眼罩將他拉回到了現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