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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房間是瑞士典型的小巧多功能房間。圓書桌鑲嵌黃銅，桌面是大理石。古意盎然的雙人床上方掛了一張巴列特印行的畫，畫著拜倫爵士筆下的哈羅德公子67。窗外的濃霧，築起一堵灰墻。他打開行李，再度下樓到酒吧。一個年長的鋼琴師彈奏著五十年代流行曲，那些曾經是安恩最愛的歌曲，也是他自己的最愛。他吃了些奶酪，喝了一杯芬丹白酒68，想著眼下。現在就要開場了。從現在開始，沒有退路，沒有遲疑的空間。十點鐘，他走到舊城區69，這是他最愛的地方。街道鋪著鵝卵石；冷冽的空氣裏有燒烤洋栗和雪茄的味道。古老的噴泉穿透濃霧迎向前來，中世紀的房舍宛若戲劇布景，而他，置身戲外。他走進拱廊，穿過藝廊、古董店，以及高得足容騎馬通過的門廊。在尼迪格橋上，他停下腳步，凝望著河水。這麽多個夜晚，這麽多街道猶在。他想起黑塞的句子：“漫步霧中……樹不互見。”凝凍的霧氣低回盤旋在流淌的河面；河堰升起淡淡黃色。

一輛橘黃色的富豪房車在他背後停下，波恩車牌，突然熄掉車燈。史邁利回頭一望，駕駛座旁的車門由裏打開。靠著車內亮起的燈，他看見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駕駛座，後座是一個面容嚴肅的女人，穿著波恩家庭主婦的標準裝束，膝上抱著一個孩子。托比利用他們作為掩護，史邁利想，監視者的術語稱之為“剪影”。他們開車上路，女人開始和孩子說話。她的瑞士腔德文有一種沉著但義憤填膺的語氣：“看，那裏有起重機，愛德華……我們經過熊公園了，愛德華……看，愛德華，火車……”他記得監視者總是不滿意，這是每個偷窺者的宿命。她揮著手，要孩子看這看那的。一個家庭團聚的夜晚，長官，劇本如是說，我們開著橘色的富豪汽車出門訪友，長官。我們正要回家。而這人，當然是，長官，就坐在前面。

他們開進艾爾芬諾，波恩的外交人員住宅區。透過濃霧，史邁利瞥見結滿白霜的花園，以及別墅的綠色廊柱。車燈照見了一面標示著某個阿拉伯國家的銅牌，有兩名警衛保護。他們經過一座英國教堂和一排網球場，彎進一條有光禿禿的山毛櫸整齊排列的街道。街燈高懸在他們頭頂，像白色的氣球。

“十八號，就在左邊五百米外。”托比輕聲說，“格裏高利耶夫和他老婆住在一樓。”他開得很慢，利用濃霧作為掩護。

“很有錢的人住在這裏，愛德華。”那女人在他們背後說著，“都是從國外來的。”

“鐵幕來的人大多集中住在慕裏，而不是艾爾芬諾。”托比繼續說，“那是個公社，他們做什麽都是集體行動。集體去買東西，集體去散步，你一看就知道。但格裏高利耶夫不一樣。三個月前，他們搬出慕裏，租了這幢公寓，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三千五百元一個月，喬治，他個人付給房東。”

“現金？”

“每個月用百元大鈔付房租。”

“大使館其他人的房租是怎麽付的？”

“都通過大使館的賬戶。但格裏高利耶夫可不是。格裏高利耶夫是例外。”

一輛警察巡邏車像河上遊艇般緩緩超過他們。史邁利看見車裏的三個人都轉頭看他們。

“看，愛德華，警察！”女人大叫，想讓孩子向警察揮手。

托比也很小心，沒停下談話。“這些警察小夥子擔心炸彈。”他解釋說，“他們認為巴勒斯坦人會把這個地方炸得粉碎。那對我們有好處，也有壞處，喬治。如果我們笨手笨腳，格裏高利耶夫會告訴自己說，我們是本地的守護神，所以就不會去找警察。一百米，喬治。前院停了一輛黑色的奔馳。其他人員都共乘大使館的車。但格裏高利耶夫可不是。格裏高利耶夫開他自己的奔馳。”

“他什麽時候買車的？”史邁利問。

“三個月前，二手車。就在他搬出慕裏的時候。他真的是發了，喬治。就像過生日，有這麽多禮物。車子，房子，從一等秘書晉升成領事。”

那是一幢灰泥別墅，坐落在廣闊的花園中，但因濃霧，看不見背景。從房子正面的凸窗，史邁利瞥見窗簾後閃耀的燈光。花園裏有座小孩滑梯，還有一個此刻幹涸的遊泳池。鋪著碎石礫的車道上，停了一輛掛有外交車牌的黑色奔馳。

“蘇聯大使館所有的車牌最後兩個數字都是七三。”托比說，“英國是七二。格裏高利耶娃兩個月前拿到駕駛執照。大使館裏只有兩個女人有駕照，她是其中一個，而且是個恐怖的駕駛，喬治。我的意思就是恐怖。”

“房子其余的部分誰住？”

“房東。一個波恩大學的教授，痞子一個。前一陣子，美國表弟找上他，說他們想在一樓裝幾個竊聽器，還付他錢。這個教授收了錢，然後像個好公民，向警方報告。警方很害怕。他們答應美國表弟，只要放棄監視，他們就當這件事沒發生過。行動停止了。看來我們的美國表弟對格裏高利耶並沒有特別的興趣，一切只是例行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