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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恩德比見面之後的幾個星期裏，史邁利發現自己在進行諸多準備工作的同時，有著復雜與多變的情緒。他並不平靜；簡單來說，他並不能以單純的一種身份來加以界定，盡管他的決心歷久彌堅。獵人，隱士，愛人，追求完成目標的遺世孤獨者，大賽局機敏的參賽者，復仇者，尋求安心的懷疑者——這些角色輪流交替出現在史邁利身上，有時甚至是多種角色同時出現。在後來記得他的那些人之中——老孟德爾，那個退休的警察，他少數的知己之一；葛瑞太太，那家只提供男士留宿與早餐的樸素旅館的房東太太，為了安全，他選擇位在賓利可的這家旅館當臨時總部；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化名班納堤，傑出的阿拉伯工藝品交易商——他們最記得的是一種山雨欲來的態勢，平靜沉著，少言少語。他們用著不同的方式來加以描述，因著他們對他了解程度的不同，也因著他們自己人生體驗的差異。

孟德爾，這個安適、寡言、觀察力敏銳、以養蜂為嗜好的人。很直率地說，史邁利是在為他的背水一戰調整步伐。孟德爾曾參加業余的拳擊賽，在分區賽中打中量級，他說他看得出來比賽前夕的征兆：嚴謹穩健的態度，了然於胸的孤寂感覺，還有他稱之為凝視的表情，他認為那是史邁利正在“思考他手上的牌”。孟德爾似乎偶爾收留他，給他飯吃。盡管孟德爾有敏銳的覺察力，卻也沒能注意到他的其他面貌：困惑混亂，常被搪塞解釋為社會約束；常用隨便什麽借口偷偷溜走，仿佛突然之間，安坐不動變得太過冗長難耐，仿佛他需要做些動作，來逃避自己。

對房東葛瑞太太來說，很簡單，史邁利就是個失去親人而悲傷孤獨的人。她對他的背景來歷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姓“羅瑞莫”，是個退休的圖書館員。但她告訴其他的房客說，她可以感覺得出來，他曾承受失去的痛苦，所以他才會不吃他的培根，才會經常獨自外出，才會開著燈睡覺。他讓她想起她父親“在我母親離開之後的樣子”。這就是葛瑞太太的觀察，在兩樁暴力死亡事件緊緊纏繞史邁利之後，有一陣風雨暫歇的平靜，盡管史邁利並未放緩速度，反而更加快腳步。她說他心情煩亂，也說對了，因為他總在許多小事情上不斷改變心意；和歐斯特拉柯娃一樣，史邁利發現生活中越瑣碎的小事越難下定決心。

另一方面，與史邁利交往較深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則采取了較了解內情的觀點；同時對於重返戰場，托比自己也難掩興奮之情。想到要與卡拉“殊死決戰”，他堅持要這麽形容，托比就像變了一個人。班納堤先生成為如假包換的國際人士。整整兩個星期，他穿梭在歐洲寒磣的城鄉鎮巷，尋找各具專長的散兵遊勇，組成了一支怪異兵團——有街頭藝術家，有貨真價實的小偷，有司機，有攝影師——而且每一天，無論他身在何處，都會以事先約定的暗號，打電話到離史邁利寄宿處不遠的幾個不同電話亭，報告他的進度。如果托比途經倫敦，史邁利就會開車到機場的旅館，在已然熟悉的房間裏，聽取報告。喬治——托比如是說——正在做的是“Flucht nach vorn”，無人能精確加以翻譯。字面上的意思是“向前殺出一條生路”，但當然隱含有奮不顧身的意思，也指背後猶有弱點，即便不是真正背水一戰。但背後的弱點何在，托比就說不出所以然了。“聽著，”他會說，“喬治總是很容易受傷，你了解我的意思嗎？你看得越多，眼睛裏的痛苦也就越深。喬治看得太多了，或許。”他又說——這句話後來已成為圓場的流傳經典——“喬治的帽子底下有太多頭了。”另一方面，對他的領導才能，托比倒是深信不疑。“極度小心謹慎。”他充滿敬意地說，小心謹慎到查核托比的預付款時，連一毛錢的錯誤也不放過，害他平白受罰。喬治很緊張，他說，像大家一樣；而當托比開始三三兩兩地聚集團隊到波恩這個目標城市時，他的緊張情緒達到了最高點，非常非常謹慎地展開獵狩的第一步。“他太注重細節。”托比抱怨說，“他恨不得能和我們一起站在街頭。身為項目負責人，他發現很難委派別人去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甚至當團隊都已整備，分派好任務，完成演練，身在倫敦基地的史邁利仍堅持要有三天不活動的時間，讓每個人都“適應城市的溫度”，去用當地的服裝和交通工具，並演練通訊系統。“我們必須步步為營，托比。”他一再焦慮地說，“每平安度過一個星期，卡拉就會覺得更安全。但只要一有風吹草動，卡拉就會驚惶，我們也就完了。”在第一次行動結束之後，史邁利召回托比，再次聽取報告。“你確定沒有眼神交會嗎？你試過各種方式了嗎？你需要更多車、更多人手嗎？”然後，托比說，他又從頭演練一遍，利用街道圖和目標房舍的照片，清楚明確地說明，應該在哪裏布置靜態的崗哨，另一組人又應該從哪裏離開編隊，好挪出下一步行動的空間。“一直要等到你摸熟了他的行為模式，”分手時史邁利說，“等你們弄清楚他的行為模式，我就會來。之前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