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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汀頓車站附近的維多利亞式宅院，外表都粉刷得像豪華郵輪般雪亮，而內部卻都像墳墓般陰暗。在這個星期六的早晨，西河苑也像其他宅院一樣閃閃發亮，但通向瓦拉狄米爾住處的公共信道，一端被整堆爛床墊擋住，另一端則是一根破碎的船杆，像個邊境的郵筒。

“謝謝你，載我到這裏。”史邁利很有禮貌地說，付了出租車費，在床墊前下車。

他直接從漢普斯特德過來，膝蓋都伸不直了。那個希臘司機整路都在談塞浦路斯，出於禮貌，他必須在跳動的座位上屈身向前，才能在嘈雜的發動機聲中，聽見司機所說的話。瓦拉狄米爾，我們應該對你更好一些，他想，也注意到從陽台流下的汙水，把人行道弄得臟汙不堪。圓場對頂尖的人應該表現出更高的敬意。

這是有關睡魔的事，他想。告訴他，我有兩項證據，而且我會帶來。

他緩緩地走著，知道早晨是一天之中較宜外出，卻不適合進入建築之中的時間。巴士站排了一小隊人。一個送牛奶的人正沿路送貨，還有一個報童也是。一群棲陸的海鷗，在滿溢出來的垃圾箱上優雅地覓食。如果海鷗都飛到了城市裏來，他想，那麽鴿子會飛到海上嗎？穿過公共信道時，他看見一個摩托車騎士，騎著一輛附有挎鬥的黑色公務車，在距路邊石約一百碼處停下他的坐騎。那人的一些神態讓他想起送鑰匙到安全公寓的信差——相同的專注穩定，即使隔了這麽遠的距離，充滿敬意的親切態度，幾乎就是軍人的那種模樣。

樹葉落盡的洋栗樹為柱狀的門廊投下陰影，一只傷痕猶在的貓留神盯著他。門鈴是三十年代的代表作，但史邁利沒按，他只一推，那扇雙扉門就毫不設防地開了。映入眼簾的是同樣蕭條的回廊，漆上鮮亮的顏色，以掩蓋墻上的塗鴉；同樣鋪著油氈布的樓梯，像醫院推車般嘎嘎作響。他記得這一切。什麽也沒改變，一切都不會改變。沒有燈光開關，隨著他越爬越高，樓梯愈加昏暗。為何謀殺瓦拉狄米爾的人沒偷走鑰匙？他很納悶，每走一步，就覺得鑰匙好像輕刺了他的臀部一下。也許他們不需要鑰匙。也許他們已有了整套的鑰匙。他走上一個樓梯平台，身體擠過一輛豪華的嬰兒車。他聽見狗的嚎叫，德文的早間新聞，共享廁所的沖水聲。他聽見一個孩子對著母親尖叫，然後是一個巴掌聲與父親對孩子的吼叫聲。告訴麥斯，是有關睡魔的事。這兒有著咖喱、便宜油炸食物和消毒水的氣味。這氣味表示有太多口袋不豐的人擠在一起呼吸著太過稀薄的空氣。他也記得這個。什麽也沒改變。

如果我們對他好一些，這一切就不會發生，史邁利想。被忽視的人太容易被殺了，與歐斯特拉柯娃的想法不謀而合。他還記得他們帶他到這裏來的那一天，主教史邁利，郵差托比·伊斯特哈斯。他們開車到希思羅（倫敦的國際機場）去接他：托比這個協調人，滿身江湖色彩，他就是這樣說自己的。盡管托比車開得像風一樣快，但他們還是幾乎遲到。飛機已抵達。他們趕到閘門，他已在那兒：滿頭銀發，威儀堂堂，一動也不動地矗立在入境區的臨時信道上，無視其他凡夫俗子從身邊呼嘯而過。他記得他們鄭重其事地擁抱——“麥斯，我的老朋友，真的是你嗎？”“是我，瓦拉狄米爾，他們又把我們湊在一起了。”他記得托比帶著他們穿過移民局寬闊的後信道，因為憤怒的法國警方在丟出這位老兄之前，沒收了他的證件。他還記得他們在史考特店裏吃飯的情景，他們三個一起，這位老兄意氣風發，不僅喝了很多酒，也高談闊論他們都知道他不會有的未來。“這次又是莫斯科，麥斯。或許我們對睡魔也還有機會呢。”第二天，他們去找公寓。“只是讓你看看一些可能性，將軍。”托比·伊斯特哈斯解釋說。那時正值聖誕節，年度的再安置預算已用罄。史邁利向圓場的財務處求援。他遊說拉康和財務處，希望追加預算，但徒勞無功。“一劑現實的藥，可以讓他腳踏實地。”拉康宣稱，“運用你對他的影響力，喬治。這是你的任務。”第一劑現實之藥，是位於肯辛頓的一個妓女窩。第二個是靠近滑鐵盧車站26，俯瞰鐵道分轍場的房子。西河苑是他們看的第三幢房子。當托比領頭帶他們吱吱嘎嘎走上相同的樓梯時，老頭子突然停住腳步，把他白發斑駁的大頭往後一靠，誇張地皺起鼻子：

噢，如果我餓了，只消往走廊一站，吸一口氣，肚子就不餓了！他用口音濃厚的法文說。這樣一來，我一整個星期都不必吃東西了！

在當時，即使是瓦拉狄米爾都猜想他們會永遠拋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