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3/4頁）

在從波士頓高等專科學院畢業後一星期，保羅・德弗羅就宣誓加入了中央情報局。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富有詩意、明媚燦爛、充滿自信的開端。醜陋的真相後來才慢慢顯露。

由於他的顯貴背景和熟人關系，他在這個集團裏步步上升，用他的平易近人和聰明才智挫敗了其他人的嫉妒。隨著時間流逝，他還證明在中情局裏他具有比其他人更吃得開的品質：忠誠。因此，其他許多錯誤都可以得到寬恕。

他在三個主要部門裏都工作過，行動、情報（分析）、反情報（內部安全）。但他的生涯隨著約翰・多伊奇局長的到來而遇到了阻礙。

這兩個人互相看不慣。這種事情很常見。多伊奇沒有情報工作的背景，他是最近經過一系列政治任命而走馬上任的。他知道，能流利地說七門語言的德弗羅暗地裏看不起他，他這麽認為也許是對的。

德弗羅認為，中情局新局長是來自阿肯色州的那個新總統任命的政治正確的傻瓜。雖然同是民主黨人士，德弗羅一點都不欣賞這個新總統，這還是在莫妮卡・萊溫斯基事件之前。

多伊奇和德弗羅本來就不是一對天造地設的搭档，後來，在德弗羅為駐南美的一個部門負責人進行辯護時，他們的關系徹底破裂了。那個南美分支被指控與品行敗壞的線人合作。

當時，除了幾個老派人物還在留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好時光”，整個中情局已經體面地完全接受了第12333號總統令。這個總統令是由羅納德・裏根總統發布的，禁止任何“終結”行動。

德弗羅有相當多的保留意見，但他的級別太低了，不會引起上面的重視。在他看來，在一個各方都在秘密收集情報的根本談不上完美的世界裏，有時候會出現叛徒或相當於叛徒的人，作為一種預防措施，這樣的敵人也許不得不被“終結”掉。換句話說，為了保留十條命，也許必須終結一條命。

至於是否要“終結”的決策，德弗羅認為，如果局長本人並不足以被高層委付做出這種決定，那麽他根本不配當局長。

但克林頓當政時期，對政治正確的強調過了頭。以資深特工的觀點來看，為了政治正確，就下令不準采用名聲不好的人傳遞過來的情報，這簡直是在亂彈琴，無異於要求把情報來源局限在僧侶和唱詩班孩子身上。

德弗羅手下這位負責南美情報官，僅僅因為使用了前恐怖分子提供的一個現行恐怖分子的情報而面臨處分，眼看前程即將毀於一旦；德弗羅寫了一份極其尖酸刻薄的報告為他辯護，引得它像前蘇聯的非法手抄本一樣在行動部職員中間爭相傳閱。

多伊奇就此事要求德弗羅走人，但副局長喬治・特內特提議要謹慎行事。結果走掉的是多伊奇，由特內特本人頂替。

一九九八年夏天，非洲的兩座美國使館被炸了。這事使得這位新局長需要啟用更潑辣更高效的知識分子。

即使是最底層的清潔工也知道，自一九九一年冷戰結束之後，新的戰爭形態主要是與持續成長的恐怖主義作鬥爭，而在中情局內，直接負責此項行動的機構就是反恐中心。

保羅・德弗羅此時並沒在反恐中心工作。因為他熟練掌握的幾門外語之一是阿拉伯語，他曾三次出任阿拉伯國家的情報官，所以當時他是中東處的第二把手。

美國駐非洲的兩個使館挨炸後，局裏把他從中東處抽調出來，負責一個小小的專業工作組，只向局長本人報告。這項工作被叫做“遊隼行動”，源自在獵物上空靜靜地盤旋著的隼鳥，這種捕獵者在確信能給獵物以致命一擊時，才以可怕的速度和準確性突然降臨。

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德弗羅可以沒有限制地使用來自任何渠道的情報，只要是工作所需。他還有一個小小的專家組。作為他手下的二號人物，他選擇了凱文・麥克布萊德——不是像他那樣的知識分子，而是經驗豐富，工作積極，忠心耿耿的實幹家。現在，正是麥克布萊德接聽了這個來自胡佛大廈的電話，他用手捂住聽筒。

“是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柯林・弗萊明來電，”他說，“聽口氣好像很不高興。我回避一下吧？”

德弗羅做手勢讓他留下來。

“柯林……我是保羅・德弗羅。有什麽事嗎？”

聽著聽著，他的眉頭皺了起來。

“好的，我認為見面談比較好。”

見面地點是一座安全房，適合於爭論。這裏每天都會“打掃”竊聽裝置，每一個字會錄下來，以供與會人員知曉。

弗萊明把比爾・布倫頓的那份報告扔到了德弗羅的鼻子底下，讓他去看。這位阿拉伯問題專家的臉保持著無動於衷。

“那又怎麽樣？”他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