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2/5頁）

“那名歹徒是不是屠夫的同謀？”

塞斯曼說：“不然還會是誰？”

盧卡斯嘆了一口氣：“你掌握的所有線索我們很需要。只是我能感覺到，你到這兒來並不只是想盡一份公民的義務。”

塞斯曼大笑起來。

她接著說：“你到底想要什麽？”

“使用權，”他連忙說，“只有使用權。”

“使用這些信息的權利？”

“沒錯，用在我的書裏。”

“稍等一會兒。”盧卡斯邊說邊起身，向帕克與凱奇打了個手勢，讓他們跟著一起出去。

在總部一樓，就在藍色接待室外面，托比坐在一間沒開燈的小房間裏，前面是一排復雜的控制面板。

他用六個不同的屏幕全程監視著塞斯曼和他們面談的過程。

塞斯曼不知道有人正在監視他，因為FBI的訊問室並沒有像市區警察局那樣安裝雙向鏡，而是在墻上掛了三幅復制的印象畫。挑選這些印象畫的人不是總務管理局的設施規劃人，也不是室內設計師，而是托比本人以及局裏通信技術組的人員。這三幅畫都是點彩派大師喬治·修拉【注】的名作。每幅畫上有六個小點，其實安裝了針孔攝影機，方向設置精準，確保訊問室的每個角落都能攝入鏡頭。

【注】喬治·修拉(George Seurat，1859-1891)，法國畫家，新印象面派（點彩派）的創始人，代表作為《周日午後的大碗島》。

同時，FBI還用三台數碼錄音機錄下對話，其中一台與電腦連線，用來偵測取出武器的聲響。和所有接受訊問的人一樣，塞斯曼在進入FBI大樓前已經過搜身掃描，以檢查是否攜帶刀槍，但從事這一行的人一向小心周密。

不過，盧卡斯事先囑咐過托比，他的主要任務是數據分析，安全倒在其次。凡是塞斯曼提到的事情——波士頓發生的搶劫案——托比都會立刻將信息傳給一名年輕的特工蘇珊。先前她一直在樓上的通信室待命，接到信息後會與外勤處聯絡，求證塞斯曼的說法。

塞斯曼捧著那杯水，一口也沒喝。凱奇把杯子擺在他面前，但他只是緊張地捧著。任何人坐在FBI的訊問室裏，都有同樣的反應。那只馬克杯的表面能感應壓力，杯柄處還裝有集成電路塊、電池和信號傳輸器，能將塞斯曼的指紋轉為數碼信息後傳到托比的電腦裏，然後托比再將資料傳至指紋自動辨識系統的資料庫作比對。

其中一幅修拉的名畫是《周日午後的大碗島》。這幅畫構圖復雜，每位接受訊問的人總會看個不停。暗藏在這幅畫中的一個針孔攝影機鎖定塞斯曼的眼珠，掃描他的視網膜，進行“誠實性分析”，也就是測謊。托比也在通過聲音的變化進行聲幅測謊。

此時，盧卡斯帶著凱奇與帕克走進觀察室。

“有什麽結果了嗎？”盧卡斯問托比。

“正在處理中。”他邊說邊瘋狂地在鍵盤上敲字。

片刻之後，他的電話響起，盧卡斯按下免提鍵。

“托比嗎？”一個女人問。

“說吧，”他說，“全組的人都在。”

“嘿，蘇珊，”盧卡斯說，“我是瑪格麗特。跟我們講講細節吧。你那兒得出什麽結果了？”

“好。我們比對了指紋，證實沒有針對此人的拘捕令，他沒有被逮捕過，也沒有前科。姓名為亨利·塞斯曼沒錯，戶籍是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房子是十二年前買的。按年繳納房地產稅，去年付清了房貸。針孔拍到的影像與康州駕照相片比對後，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符合度。”

“這個程度算好嗎？”帕克插嘴問道。

“以我現在的照片來比對駕照相片，只有百分之九十二的符合度，”蘇珊回答，“我現在的頭發留長了。”她接著說，“從社會安全局和國稅局的就業資料來看，他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從事新聞工作，不過有幾年他幾乎沒有收入。那幾年的職業注明是自由撰稿人。看來他休息了很長一段時間。過去他每個季度都繳納預估所得稅，不過今年還沒繳，這就意味著他今年還沒有可以報稅的收入。十年前他的醫療費扣除額很高，好像是治療酒癮的費用。他一年前成了自由職業者，辭掉了在哈特福德報社年薪五萬一千美元的工作，顯然是靠存款過活。”

“是主動辭職，還是被解雇，還是請了長假停薪留職？”帕克問。

“不清楚。”蘇珊停頓一下又接著說，“假日期間我們沒法弄到太多的信用卡記錄，不過他中午從哈特福德乘飛機過來後住在萬麗酒店，登記時用的是他的本名。聯航快運公司的班機，沒有事先訂票，今天早上十點才預約的。”

“這樣說來，發生第一起槍擊案後，他就立刻動身起程了。”盧卡斯沉思著。

“單程機票嗎？”帕克問出了她正要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