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兩點（第4/4頁）

【注】：阿奈特(Peter Arnett，1923- )，美國著名記者，曾為NBC、《國家地理》和《每日鏡報》等媒體工作。

“我該回去了。”

“求求你！聽我的建議，我要組建個記者團。請你允許一到兩名記者靠近前方。不帶照相機、無線電廣播設備和錄音機。只帶打字機或筆記本電腦，或者鋼筆和鉛筆。”

“喬，我們不能冒險讓劫持者得到關於我們行動的任何信息。你知道，他們可能在裏面有無線電接收機。”

他的話音裏流露出恐嚇的語氣：“看，你越壓制，我們越猜測。”

幾年前在邁阿密，當劫持者從他們攜帶的無線電聽到一個新聞播音員描述人質營救隊發動進攻時，障礙戰進入白熱化狀態。事實證明，記者只是推測將要發生的事，但是劫持者認為是真的，於是開始向人質開槍。

“那是一種威脅，我想。”波特平靜地說。

“龍卷風構成威脅，”西爾伯特回答，“也是他們無法更改的事實。你看，波特，我怎麽才能說服你呢？”

“不可能。對不起。”

波特轉身向車子走去，西爾伯特嘆了口氣：“該死的。這是怎麽了？你可以讀那些我們整理的故事。你可以對它們進行審查。”

這是第一次。在波特參加談判的上百次障礙戰中，當他努力在第一修正案和人質與警察的安全之間做平衡時，與記者的關系時好時壞，但是他還從沒遇到過一個記者同意讓他先讀到采寫的故事。

“這是先發制人。”波特說，他當年在法學院可是班級排名第四。

“已經有半打記者在談論穿越障礙。如果你同意讓我們幾個人進去，就不會有人這樣做了。他們會聽我的。”

“你想成為兩人中的一個？”

西爾伯特咧嘴一笑。“當然我很想成為其中一員。事實上，我要做第一組兩人中的一個。我的最後期限是一小時，請快點兒吧，你在想什麽？”

他在想什麽呢？在韋科案件中，一半的問題是與記者的關系。他不僅要對人質、警察、特工的生命負責，而且要對聯邦調查局的安全和形象負責。盡管他掌握了大量的談判技巧，但是在行政政治方面他卻是個不稱職的角色。他也知道，大多數國會、高級司法和白宮的官員都是通過CNN和《華盛頓郵報》了解這裏發生的事。

“好吧，”波特同意了，“你可以把記者團建起來，你和查理·巴德上尉協調吧。”

他看了一下表，食物該送來了，他得趕回去。他開車回到指揮車那兒，告訴巴德在指揮車後面搭個小型的新聞帳篷，會見喬·西爾伯特，討論組建記者團的事。

“時間快到了。”

“行，食物在哪兒？”巴德焦急地盯著路上。

“哦，”波特說，“我們要有點兒彈性，一旦劫持者同意釋放一個人質，你就越過了一個最大的障礙。他在思想上已經放棄了喬斯琳。”

“你這樣認為？”

“去搭新聞帳篷吧。”

他向指揮車走去，發現自己正在想的不是食物或直升機或路易斯·漢迪，而是梅勒妮·沙羅爾。不是她作為一個人質對於他這個談判官有多大價值，不是她對於障礙戰的戰術決定有多大好處或可能性。他在考慮那些還不能完全確定的情報、判斷。回想起她嘴唇的動作，他覺得她好像透過屠宰廠陰暗的窗戶對他說話了。

她能說些什麽呢？

推測一下如果同她進行一次談話，那該是怎樣的情形？一個男人，在世界上通過傾聽別人的話、通過交談得到晉升；與一個女孩兒，聾啞人。

嘴唇，牙齒，嘴唇。

他模仿著她的動作。

嘴唇，牙齒……

明白了，他突然想通了。他聽到了大腦中的一個聲音：“預先警告。”

他大聲試了一遍：“預先警告。”

是的，就是這個意思。但是為什麽要使用這種古老的表達方式？當然，這樣他能夠用唇讀。讀這個句子時嘴形的動作誇張。很明顯，不是“小心”或者“注意”或者“他很危險”。

預先警告。

亨利·勒波應該懂得這個。

波特開始走向指揮車，距離他的目的地只有二十英尺時，一輛豪華轎車悄悄地出現在他身邊。車子輕松地開到他前面，然後輕輕轉了個彎，好像要攔住他。門開了，一個身材高大、膚色黝黑的男人鉆了出來。“看看這一切，”他嚷嚷著，“像二戰時的諾曼底登陸日一樣，軍隊已經登陸了。你已經控制了一切，是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波特停下來，轉過身，那個男人走近了，他的笑容——如果說曾有過的話——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他說：“波特特工，我們談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