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 抑郁的根源（第2/2頁）

我意識到，“死亡”這一概念，對李松的心理影響深遠。

十點半，會議進行過程中，我收到了袁主任的短信：

“祖父死於1973年5月，批鬥過程中心臟病發作死亡，並非他殺。服藥起始年齡，有未經查實消息說是25歲左右，可供參考，正在進一步核查。”

我回復：“盡快核查。”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袁主任那邊卻始終沒有消息。十一點四十五分，上午的會議進入尾聲，一名工作人員找到我，表示對李松的專訪已經安排好，將在十分鐘後開始。我再次發短信詢問調查進展，袁主任也迅速做出回復：

“今天可能沒辦法核實了。”

我刪掉短信，跟隨工作人員離開會場，一面迅速思索。事已至此，只能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進行大膽推測了。

事情很可能是這樣的：李松存在與血清素合成有關的基因缺陷，他生於1949年，1973年24歲。24歲的他目睹祖父慘死，發生了一系列復雜的心理變化，心理變化又通過激素調節等方式影響了生理，導致其血清素水平大幅降低，又因為血清素合成相關基因存在缺陷，李松從此便患上了慢性抑郁症。1974年，李松25歲，經歷了一年的痛苦後，他和家人終於認識到了抑郁症的存在，從此開始服用抗抑郁藥物。1985年，在事業和家庭的雙重挫折面前，他的心理再次出現了與1973年類似的變化過程，並再次影響了生理，使得抑郁症出現了三個月的短期爆發，隨後又在藥物和家人的支持下歸於平寂。

按照這個思路推斷，1973年和1985年，兩起事件都導致了李松抑郁的爆發，所以其抑郁根源，很可能與兩起事件中共同存在的某種現實因素有關。兩起事件中共存的現實因素實在是太多了：生活壓力的陡增、親人的離世、來自他人的惡意、前途的暗淡，等等。我任由思維發散，把能想到的因素全都套入推測中過了一遍，卻始終無法確定導致其抑郁的根源究竟是什麽。或許，他的抑郁根源並非某種單一的因素，而是多種現實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是這樣，我究竟該從哪方面入手、引導他的抑郁再次爆發呢？

我跟隨工作人員緩步走動，不禁有些自責：接下來的十分鐘專訪，是A集團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機會，如果白白浪費掉，實在是太可惜了。我為什麽沒有提前進行各種猜想與推測，非要等待袁主任的調查結果呢？如果我早作準備，此刻或許就不會如此被動了。

但再多的自責也毫無意義，十幾秒後，我已經跟隨工作人員進入了李松的辦公室。當時，李松正佇立窗前、眺望沉思。帶我前去的工作人員看了看我，又看著李松說：

“李書記，《時政法律》的張記者來了。”

“嗯。”李松回過神來，走到我身邊，親切地伸出手，一面打量著我說，“喲，沒想到是個這麽年輕的小夥子啊。”

一旁的工作人員意味深長地笑了笑，隨即關上房門。

我趕緊伸出雙手，一面賠笑說：“李書記，能得到采訪您的機會，說三生有幸真是一點都不為過。我覺得，您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平易近人。”

他無奈地搖搖頭：“哎，年輕人啊，還是少學點嘴皮子功夫、多長真本事的好！”

我繼續賠笑，一面觀察辦公室裏的布置，想象著他自殺時的情景。當時，想到他的死，我心頭突然一震，注意到一個被我一再忽略的詞：

死亡。

在當天上午的發言中，李松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死亡，而且每次都會表現出明顯的心理不適，說到自己的死時，他還總會下意識地摸一下心臟——這似乎是某種儀式化行為。我當時就覺得，“死亡”對李松來說有些十分特殊的心理意義。

那麽，他的抑郁爆發會不會跟“死亡”這一概念有關呢？

很有可能——按照此前的推測，他抑郁的前兩次爆發，分別發生於1973年和1985年。1973年祖父受迫害而死，1985父親得急病而死，兩次抑郁爆發時，他都經歷了親人的死亡。祖父死於壓力下的心臟病發作，李松提到自己的死亡時也總會下意識地摸一下心臟，二者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聯？李松的父親是得急病而死，是什麽急病呢？會不會也是心臟方面的問題？李松摸自己的心臟，究竟有著什麽心理意義？和“死亡”這一概念又有什麽關系？

我決定就從“死亡”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