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時人將余玠比作唐代西川節度使韋臯。當年韋臯亦暴斃而死，傳說是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而今“大將未死敵手”的悲劇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與韋臯一樣的命運，這正是中國歷史最可悲、最可嘆的地方。這個曾經力挽狂瀾、拯救四川危局的傳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為，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

寶祐元年（1253年）五月甲午日，宋理宗聽信權臣謝方叔、徐清叟讒言，出人意料地發出庚牌，召四川制置使余玠回朝奏事。

當時四川在余玠的苦心經營下，軍力、財力、民力均已經復蘇，不需要再由南宋朝廷調兵、運餉支援。也就是說，總理四川軍、財、政大權的余玠已經完全可以不再受朝廷掣肘。反倒正是這一點，加上余玠喜歡個人便宜行事的個性，讓朝廷對他頗有疑忌。正好出了王夔事件，利戎司統制姚世安自代為主帥，拒聽余玠軍令，並利用與權臣謝方叔的侄子交好的關系，想走謝方叔的路子來制衡余玠。謝方叔正嫉恨余玠，自然不會錯過機會，於是他一面假意調停余玠與姚世安的關系，一面造謠中傷余玠，誣陷他掌握大權，卻不知事君之禮。宋理宗對余玠在蜀中的威名也心存疑懼，甚至懷疑余玠有自立為王的可能，聽信了權臣謝方叔、徐清叟讒言，緊急召余玠入朝。

庚牌發出十六天後，六月庚戌日，宋廷收到四川制置司送來的急報，稱蜀帥余玠病情危急，已不能視事。根據行程推斷，上報余玠病情的奏報大概與宋理宗發出緊急詔令同時。宋理宗得報後，不知真實狀況到底如何，懷疑余玠裝病不朝，於是又拜其為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以為安撫。此為朝廷所發出第二道詔令。

十天後，宋理宗又草率地決定以余晦為權刑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財賦，入蜀接替余玠的職事。余晦之前任臨安府尹，言聲甚差。就連嫉恨余玠的權臣徐清叟也認為余晦“素無行檢，輕佻浮薄，不堪任重。如以余晦當此任，臣恐四川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無人矣”。但宋理宗卻以“詔命已頒”

為由，不肯收回成命。因擔心余玠擁兵自重，不聽詔令，宋理宗又以余玠病重難理軍政為借口，再下詔令，命“余玠以興元府歸附之兵分隸本路諸州都統，務撫存之，仍各給良田，制司濟以錢粟”。此即為第三道詔令，意在削奪余玠兵權。

然更換蜀帥一事，遠比宋理宗預想的要順利得多。在第一道詔令到達重慶後沒幾天，余玠本人便暴病身亡。朝野間流言紛紛，如雪花一般漫天飛舞——有人稱余玠是自殺殉節，以免回朝後遭到政敵迫害；有人稱余玠是被仇家下毒暗害，兇手就是現任利戎司統帥姚世安，其意在為前任主帥王夔復仇，並保住他自己的位子；有人說是秦鞏汪氏派人暗害余玠，意在報汪世顯和闊端先後被害之仇；還有人說兇手是昔日白鹿茶肆賣茶翁的後人；甚至有人說是朝廷派暗探下的毒手。

時人將余玠比作唐代西川節度使韋臯。當年韋臯亦暴斃而死，傳說是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而今“大將未死敵手”的悲劇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與韋臯一樣的命運，這正是中國歷史最可悲、最可嘆的地方。這個曾經力挽狂瀾、拯救四川危局的傳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為，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但四川人民沒有忘記余玠，蜀中民眾聽到余玠的死訊後，無不悲哀難過，如同失去至親親人。宋理宗為平復民心，特贈余玠五官。但朝中大臣對余玠的攻擊卻依然如故，並愈演愈烈。余玠心腹部將金戎司主帥王惟忠也因招降闊端一事失敗被誣告暗通蒙古，於臨安斬首示眾。對修建釣魚城有重大貢獻的冉琎、冉璞兄弟也被迫去職還鄉。

就連余玠本人也受到追削資政殿學士職名的處分，直到寶祐三年（1255年）八月謝方叔罷相以後，才又“詔追復余玠官職”。而後來奸臣賈似道當權，貪婪粗鄙，好搜羅各種奇珍異寶，他聽說余玠死時，棺木中有玉帶，竟然下令掘開余玠的墳墓，取走了玉帶。

余玠一死，蒙古終除真正心腹大患。其人死後不到一個月，蒙古即全面展開新一輪的斡腹計劃，新任漠南總領忽必烈親率大軍從六盤山出發，取道吐蕃，過雪山，渡金沙江，沿路攻城略地。當年冬季，到達大理境內。大理相國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遠征蒙軍的包圍進攻下，大理城破，皇帝段興智逃奔善闡，相國高祥於逃跑途中被蒙古軍擊殺。忽必烈迅即指揮蒙古軍四出略地，占領了除善闡以外的大理國土。次年秋，善闡被蒙古軍攻破，大理皇帝段興智被俘後投降。至此，建國三百一十七年的大理國滅亡，共歷二十二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