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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點了點頭。

“這些档案應該都是按字母排序的，”他說道，“你給我念清單上的名字，我來抽卷宗，還要把你的記事本給我。”

找出那些卷宗只花了不到五分鐘。沃倫從我的記事本上撕下十幾張空白頁，插在抽取出卷宗的位置，這樣復印完放回去時就能很快找到地方。這工作真夠緊張的，雖說不像《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在那個停車場裏跟深喉那樣的線人碰頭，幹下拉總統下馬的大事，但我的腎上腺素依舊上漲得厲害。

雖然我的線人不是深喉，但有的準則是共通的。一個線人，無論他提供的線索是什麽，總是基於某個理由或動機，才會冒險跟你站在同一戰線上。我看著沃倫，卻猜不透他真正的動機。這會是一篇絕佳的報道，但又不是他的報道。他這樣幫我，除了心下明白自己參與了這件事之外，不能獲得任何收益，僅僅參與就知足了嗎？我不知道，但我明白，在履行記者與線人之間神聖契約的同時，我必須得跟他保持距離，直到我了解他的真實動機。

档案在手，我們迅速穿過兩道走廊，回到三〇三室。沃倫猛地停步，跟在後頭的我差點一頭撞上他。他辦公室的房門開著，留著道兩英寸的門縫。他指著門縫，沖我搖搖頭，示意他離開時關了門，並沒像這般敞開兩英寸。我聳了聳肩，示意這是他的地盤，他得決定下一步行動。他湊近門縫，側過腦袋，豎著一只耳朵聽裏面的動靜。我也聽到了什麽聲音，似乎是碎紙機在碎紙，接著是一陣嗖嗖聲。我只覺頭皮一陣發麻，似乎有根冰冷的手指摩挲著我的腦袋。沃倫轉身面對我，表情也頗為疑惑，就在這時，房門從裏邊被拉開了。

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先是沃倫驚得跳了一步，接著是我，然後是站在門口的小個子亞裔男子，他一只手拿著雞毛撣子，另一只手拽著個垃圾袋。我們三人面面相覷，好一會兒才緩過神來。

“對不起，先生，”這個亞裔男子說道，“我在打掃您的辦公室。”

“哦，好的，”沃倫擠出一絲笑容，“真是有趣的邂逅。謝謝你。”

“您沒有關復印機。”他說完便拿著東西沿著走廊走開了，取下一把用鏈子系在腰帶上的鑰匙，打開了另一間辦公室。

我瞟了一眼沃倫，笑著說：“你是對的，你做不了深喉，瞧把你嚇的。”

“彼此彼此，你也當不了羅伯特·雷德福[1]。咱們走吧。”

他叫我關上門，重啟那台小型復印機後，繞到辦公桌後坐下，手裏仍拿著那些卷宗。我則坐到白天拜訪時坐過的那把椅子上。

“好了，”他說，“咱們開始吧。每一份卷宗都有一段概要描述，任何遺言或者有意義的細節都會被列出來。如果你覺得是我們需要的，就復印下來。”

我們開始瀏覽這些文件。雖然我很欣賞沃倫，但也不願意把一半卷宗交給他來判斷是否符合我的推論。我想親自查看所有卷宗。

“記住，”我說，“我們要找的是一切用詞華麗的遺言，看上去帶點文學性，像是從書裏截取下來，或者像一首詩，諸如此類的。”

他合上正在看的那份文件，把它丟在那沓卷宗上面。

“怎麽了？”

“你不信任我，你不放心讓我來幹這事。”

“不，我只是……我只是想確保我們的判斷是一致的，僅此而已。”

“你看，這真荒唐，”他說道，“咱們應該直接把所有文件都復印一份，然後離開這兒。你可以把它們全帶回酒店慢慢看。這樣更快，也更安全。你也不需要我幫忙。”

我點點頭，意識到我們早該這樣做。接下來的十五分鐘裏，他操作復印機，我把文件從档案袋裏掏出來，一張張地遞給他，復印完一份再換一份。這台復印機的速度很慢，它本就不是為復印大批材料而設計的。

全部復印完之後，他關上復印機，叫我在辦公室等他。“我忘了這會兒還有清潔工。我一個人把這些卷宗送回档案室更妥當些，然後再回來接你。”

“好的。”

他離開了，我則開始翻閱復印好的文件，但神經還是繃得緊緊的，始終無法集中注意力看下去。我只想帶著這些復印件沖出房門逃之夭夭，趁著還沒有發生任何變數。為了讓時間不那麽難熬，我掃視著他的辦公室，拿起桌上那張他的全家福照片——美麗嬌小的妻子，還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都還沒到入學年齡。我還沒來得及放下手裏的照片，房門就被打開了。沃倫走了進來，我頓時感到非常尷尬，但他並未在意。

“好了，大功告成，咱們走。”

我們在夜色的掩護下，像兩個間諜似的悄悄溜了出去。

回酒店的路上，沃倫幾乎沒說話。我猜是因為打這以後這件事就跟他沒關系了，而他也清楚這一點。我才是記者，他只是線人，這是我的報道。我可以感覺到他的嫉妒和渴望，因為這篇報道，因為這份工作，因為他過去的記者生涯，因為他曾經擁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