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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響了起來，是我母親打來的。葬禮之後，我們就沒說過話。幾句關於我這趟旅行和大家的近況之類的例行寒暄過後，她切入了正題。

“賴莉告訴我，你正打算寫關於肖恩的報道。”

這不是一個提問，但我故意把它當作問話一樣回答道：“是啊，我是有這個打算。”

“為什麽，約翰？”她是唯一一個叫我約翰的人。

“因為我必須得寫出來，我……我只是不能這麽若無其事地走下去，就好像這件事沒發生一樣。我必須——至少我得試著去理解，理解這件事是怎麽發生的。”

“從你小時候起，你就總要把東西給掰碎，記不記得？你差不多毀了你所有的玩具。”

“你在說什麽啊，媽媽。這是——”

“我在說，當你把東西拆開掰碎了之後，你無法保證每一次都有能力把它們拼回來。一旦失敗了，你又能得到什麽？什麽都得不到，約翰，你會一無所有。”

“媽媽，你這是無理取鬧。聽著，我必須得這麽做。”我真不明白為什麽每當我跟她講話，總是那麽快就會生氣。

“你有沒有想過除你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的感受？你知不知道把這件事登在報紙上會有多麽傷人？”

“你是指爸爸嗎？寫出來大概對他也有幫助吧。”

電話那頭是一陣長時間的沉默，我想象著她坐在廚房的餐桌邊，閉著眼睛，把聽筒放在耳邊。我的父親很可能也坐在一旁，卻不敢跟我談論肖恩的事。

“你知道肖恩當時是怎麽想的嗎？”我輕輕問道，“你們倆有誰知道嗎？”

“當然不知道，”她悲傷地說，“沒有人會知道。”

又是一陣更長時間的沉默，最後，她請求道：“再考慮考慮吧，約翰，讓我們靜靜平復創傷不是更好嗎？”

“就像薩拉那樣？”

“你是什麽意思？”

“你們從來不談薩拉……也從來都不告訴我。”

“我現在不想提這個。”

“你永遠都不會提的，才剛剛過了二十年而已。”

“別用這種事對我冷嘲熱諷。”

“我很抱歉。你看，我也不是故意這樣的。”

“你就好好想想我跟你說的話吧。”

“我會的，”我說，“我會讓你知道我的想法的。”

她生氣地掛了電話。她在生我的氣，就像我在生她的氣一樣。她不願讓我寫肖恩，這讓我非常難受，就好像她還在試著保護和偏袒肖恩一樣。但是肖恩已經走了，而我還在這裏。

我坐直了身子，讓視線能夠越過工作間的隔板向外望去。陸陸續續進來的人漸漸填滿了編輯部大廳。格倫走出了辦公室，正在本地新聞編輯部與早版編輯討論墮胎醫生槍擊事件的報道計劃。我縮回椅子裏，這樣他們就看不到我了，不然他們又得冒出個主意抓我去加工潤色。我總是想盡辦法躲開改寫報道這種苦差事。他們派出一群記者趕往犯罪或者災難現場，這些人再把拿到的信息打電話告訴我，然後我就得趕在截稿時間之前把這篇報道寫出來，還得費心糾結署名欄裏附上誰的名字。在記者這一行當裏，這活計無疑是最緊張、最激烈的了，但我實在是被這份差事折磨得筋疲力盡。我現在只想專心寫自己的兇殺案專版報道——我的獨家報道。

我很想拿著這沓打印文件跑去自助餐廳，這樣就躲到了他們的視線之外，但最後還是決定冒險留在辦公室裏。我重新開始閱讀手頭上的資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個月前刊載於《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這絲毫不足為怪。《紐約時報》簡直是報界中的聖杯——它的報道是業界最棒的。我剛瀏覽了開頭，就決定把它留到最後細讀。將剩下的資料掃過一遍之後，我起身又倒了一杯咖啡，隨後開始不緊不慢地重新閱讀《紐約時報》的那篇文章。

這篇報道的著眼點是六周內連續發生的三起警察自殺事件。這些事件看似全無關聯，受害者們生前互不相識，但都飽受警察抑郁症的折磨——文章裏是這麽叫的。兩名警察用配槍在家中自殺，另一名在一個海洛因注射點自縊身亡，把六名剛吸完毒、神志恍惚的癮君子嚇得魂飛魄散。這篇文章詳細報道了一項正在進行的警察自殺研究項目，它由執法基金會和設在弗吉尼亞州匡提科的聯邦調查局行為科學部合作開展。文章援引了基金會主管內森·福特的發言，我把這個名字寫在了記事本上。福特宣稱，此項目已經研究了最近五年內上報的每一起警察自殺事件，以期在導致當事人自殺的原因中找出共同點。福特表示，這項研究首先要明確的是，事先判斷誰更容易患上警察抑郁症是不可能的。不過一旦確診，只要被病症折磨的警官尋求幫助，就可以得到妥當的治療。福特稱該研究項目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數據庫，再以此為基礎擬定一套治療方案，幫助警方管理層在悲劇釀成之前盡早處理警察抑郁症的相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