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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我也是，我也得走了。不過，等下回我回來，我們可以做點什麽，比如看場電影之類。”我們都喜歡羅伯特·德尼羅的片子，這是我們的共同愛好之一。

“好的，到時給我打電話。”

“我會的。”

待我關上門，又後悔自己沒請她進來。回到廚房，我關了電腦，目光落到打印機旁那沓一英寸厚的紙上。那是一篇我沒有寫完的小說，一年多以前開始動筆，但始終沒什麽進展。我構思了一個作家，他因摩托車事故而四肢癱瘓，然後用庭外和解的賠償款從當地的大學雇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幫忙把他口述的文段詞句打出來。但他很快發現，這個姑娘在打字前會先把他口述的詞句做一番修改潤色，有時甚至還會重新撰寫。於是他漸漸明白，這個姑娘是一個更優秀的作家。沒過多久，事情演變成他緘默地躺在房間裏，而她一個人打字撰文。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寫。他想殺了她，用雙手扼死她，但他連動動手指都做不到。他宛如身處地獄。

這沓紙就放在桌子上，挑逗我再次嘗試。我不知道為什麽沒把它塞進抽屜裏，跟更早些時候我開了個頭卻沒有完成的另一部小說放在一塊兒。我沒有這麽做，估計是因為想把它放在那兒，放在自己看得見的地方。

我走進《落基山新聞》編輯部大廳的時候，那裏還很冷清。負責早報和早間新聞的編輯與記者都聚在本地新聞編輯部那兒，其他人我沒見著一個。大多數員工都不會早到，得到九點或更晚才會陸續進來。我的第一站就是到自助餐廳去買咖啡，然後晃蕩到資料室，從接待台上拿起厚厚一沓寫著我名字的打印資料。我去勞麗·普萊恩的辦公桌前晃了晃，想當面謝謝她，但她也還沒到。

坐在辦公桌後頭，我可以看到格雷格·格倫的辦公室。他就在裏面，像往常一樣打著電話。我開始了日常的工作，首先一前一後地閱讀《落基山新聞》和《丹佛郵報》。我總喜歡這麽幹，每天旁觀丹佛報界的往來廝殺。如果你能堅持做對比圖，你會發現獨家報道總是能拿到最高的分值。但通常情況下，兩家報紙采錄的都是同一樁新聞事件，而這才是一場塹壕戰，是戰鬥爭奪的關鍵所在。我會先讀我們的報道，再讀他們的，看哪一方撰寫得更好些，哪一方采編到最佳的信息。我並不總是偏向《落基山新聞》。事實上，大多時候我持有的還是相反的觀點。跟我共事的這幫人中，有些家夥是不折不扣的渾蛋，我不介意看到他們被《丹佛郵報》痛打一頓，我不會對任何人承認這一點。報紙這一行業，銷量和競爭是天性。我們與別的報紙競爭，我們內部也互相競爭。這就是為什麽我可以肯定，每當我穿過編輯部大廳，總有一些人在偷偷看我。在一些年輕記者看來，我幾乎就是個英雄，擅長故事剪輯，才華橫溢，在自己的采訪領域披荊斬棘。但在另一些人眼裏，我就是一個令人生厭的違規操盤手，占據著一塊不該得到的、條件無比優越的領地，就像個恐龍。他們想把我打下去。這沒什麽，我能理解。要是我在他們的位置，估計也會這麽想。

但是丹佛所有的報紙，對於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和華盛頓的那些大報來說，都只是提供飼料的投食機。或許我早就應該謀求更進一步的發展。幾年前，我居然推掉了一份來自《洛杉磯時報》的邀約。我雖然沒有接受，但利用這份工作邀請，從格倫那兒占下了現在這塊警政新聞專版。他以為《洛杉磯時報》提供的那個職位是警務專訪這種大熱門，但其實只是負責一個名為“山谷版”的關注郊區的版塊。他提出，只要我留下，就為我開辟一個警政新聞報道的專版。有時候我會想，當時我欣然接受他開出的條件，也許就是個錯誤，也許去個新的地方重新開始會更好一些。

今天的早版廝殺中，我們報社幹得還不錯。我把報紙放到一邊，拿起資料室的打印文件。勞麗·普萊恩在東部的幾家報紙上找到了好幾篇分析警察自殺原因的報道，還有幾篇簡短的國內若幹起比較特殊的警察自殺事件報道。她很謹慎，沒有打印《丹佛郵報》上報道我哥哥的那篇文章。

大部分篇幅較長的報道都將這類自殺視為警察這份工作所帶來的相應風險。每一篇文章開頭都是一起比較特殊的警察自殺事件，然後筆鋒一轉，拐到了心理醫生和警察專家關於“是什麽導致警察吞槍自殺”的討論。這些報道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即警察自殺與工作壓力和生活中的痛苦經歷有關。

這幾篇文章很有價值，因為我的報道中需要的專家名字都被列在其中。其中還有幾篇提到，聯邦調查局資助的一項關於警察自殺的研究項目正在進行，該項目由華盛頓特區的執法基金會主持。我用熒光筆標記了這則消息，盤算著可以引用聯邦調查局或者執法基金會的最新統計數據，讓我的報道既新穎又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