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的進度（第4/8頁）

總務科長說著，親自帶刑警來到那裏。這家醫院相當寬敞，外科病房設在三樓，與其他醫院一樣，病房旁邊成了雜物堆放處，那副擔架就靠墻而立。

“擔架就立在這裏，突然有人過來拿，然後扛在肩上擡走了。”總務科長指著通往醫院後院的出口說道。

“扛在肩上擡走了？”一個刑警反問，“怎麽知道的？有人看見嗎？”

“有個看護看到的。是一名三十出頭、身穿白襯衫黑褲子的男子扛走的。因為他態度從容，看護以為他是工友。醫院的員工很多，不見得每個人都認得。那名男子從後院繞到大門，把擔架擡進在外面等候的出租車，然後就離開了。”

“是那個看護看到的嗎？”

“不是，是另一個護士看到的。她看到那男子的態度很從容，便不覺得奇怪。過了十天以後，我們清查醫院物品時才發現的。那副擔架很老舊，所以沒向警察通報失竊。”

刑警把這些供述記錄下來，並畫了一張草圖，匯報給項目小組。

擔架被偷走的那天，正是瀨沼律師從東京車站被押走的前一天，也就是瀨沼律師到大崎的田丸利市家裏上香後被綁走的翌日。顯而易見，綁匪一開始就計劃偷走這副擔架，準備用來搬擡瀨沼律師離開東京車站。

“這麽說，司機應該還記得那個擡擔架上車的乘客吧。你們馬上到市內的出租車行找人！”項目小組的主任下令道。

結果不到兩天就查出來了。一名年輕司機果真記得那個擡擔架坐車的乘客，立刻出面說道：“我記得那位乘客，是在那天下午兩點左右，從神田三崎町上車的，是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身穿白襯衫。長相我記不太清楚了。他坐到龜澤町的有吉醫院，我把車子開到大門口，他叫我等十分鐘，然後下車。等不到十分鐘，他就扛著一副擔架從病房大樓走出來，再把擔架斜放在駕駛座旁，自己也坐了進來，然後又叫我開回神田。我還以為他是那裏的醫務人員呢。到了神田，他叫我在駿河台下停車，他便下了車。我拿到車費以後，離開前還回頭看了他一下，只見他把擔架立在地上，雙手扶撐著站在那裏，頂著炎熱的陽光。看樣子他好像在等其他車子。後來，我往銀座的方向去了，就沒有再注意他了。”

從這名司機的證詞來看，那名男子打算在駿河台下換車。後來，刑警又查訪過幾家出租車行，卻沒有任何司機載過那名偷擔架的乘客。

“看來他沒有換搭出租車，而是坐上自用車的。”項目小組的主任這樣分析，“他怕坐自用車去醫院，可能會被記下車牌號，所以先坐出租車去，回程時在駿河台下下車，與人約好在那裏換搭自用車。你們去打聽一下，看那附近有沒有目擊者。”

然而，經過多方查訪打聽，數十名刑警仍然徒勞無功。別說沒人看到他坐上自用車，連看到所謂身穿白襯衫、扛著擔架的男子的人都沒有。這附近車水馬龍，又是商店街，大家都非常忙碌。

線索到此就中斷了。

不過，偵查仍朝其他方向秘密進行。所謂秘密，就是不讓報紙媒體知道警方的偵查進度。

最近的偵查盡量避開了新聞記者的盯梢。因為偵查進度若翔實地見諸報端，等於讓嫌犯掌握警方的策略，對警方相當不利。當然，有時候也可以利用報紙，但多半都是弊多利少，徒增困擾居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官方可以用各種理由封殺報紙的消息，現在的局勢不同了。

所謂秘密展開偵查，便是從鑒識在新宿殺死田丸利市那把手槍的子彈著手。一發子彈射穿死者的腹部，卡在壁龕的柱子上；另一發穿過棉被卡在榻榻米裏面。因為當時死者是仰躺，子彈是被兇手以槍塞進嘴巴射入的。

經過鑒識，那兩發外殼發亮的銅質子彈，是由美制一九一一型四五口徑的柯爾特式自動手槍所擊發的。項目小組為此大感震驚，因為這個型號的自動手槍，幾乎是美國駐軍發給士兵的隨身武器。

問題是，嫌犯並不是美國士兵，而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從與美軍的關系來看，首先可以設想的是，與駐軍有關的日籍工作人員，例如傳譯員。其實，許多品行不良的日籍傳譯員後來淪為了惡棍。他們朝這個方向縮小範圍偵查，可惜沒找到任何有力線索，這也需要極大的耐性與長期努力。

“美軍士兵專用的手槍外流，不全然是駐軍裏工作的日本人所為。有些專門陪美軍士兵上床的Only[1]和邦邦女郎[2]要求以手槍代替嫖妓費，再以五千或六千日元的低價，在黑市裏賣給日本人。”

項目小組認為，那些Only和邦邦女郎大多聚集在立川基地附近，從那裏也許可以找到線索，於是開始朝這個方向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