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芭蕉的問題

本雜志的編輯山崎帶來木木高太郎的《新泉錄》原稿請我看，要我盡量不客氣地寫下感想。山崎似乎期待我們之間暴發一場激烈的論戰，但木木與我的想法之間並沒有像已故的甲賀三郎與木木一般懸殊的差異，因此或許成不了論戰。但也並非完全沒有意見相左之處，所以在此提出一些我的感想。

直截了當地說，木木認為偵探小說的根本要素，亦即謎團與邏輯的趣味再怎麽出色、具獨創性，如果作品不具文學性，就沒有意義。相對於此，我當然並不排斥文學，但我認為不管具有多麽出色的文學性，若是在謎團和邏輯的趣味上不夠出類拔萃，那麽以偵探小說來看就是無趣的。似乎是從不同的角度說明同一件事，但要使文學性與偵探趣味渾然一體地融合在一起，難如登天。因此在現實的創作中，二者的想法便出現了相當大的落差。木木是文學至上主義，而我是偵探小說至上主義，能使二者合為一體當然是理想。然而在現實層面上，這樣的理想困難到幾乎不可能實現，所以才會出現問題。

對於木木的看法，盡管我從前就隱隱擔憂著它的困難之巨，但我贊同這個理想。我在《偵探小說的鬥志》、《偵探小說與科學精神》等隨筆文章中也談論過這一點。我是個不亞於木木的文學愛好者，若當成一個高遠的理想，我十分贊成偵探小說文學論；然而在現實層面上，我還是將之區分為一般文學與偵探小說看待。想要接觸人生機敏細微之處時，我不會從偵探小說中尋求，而是親近普通文學。而想在偵探小說中得到的滿足，則是一般小說找不到的。我姑且將其命名為謎團與邏輯的趣味。我從偵探小說中尋找的是謎團與邏輯的趣味，而非人生諸相百態。偵探小說中當然也必須有人生，但那是在不妨礙謎團與邏輯趣味的前提下。

能夠盡可能融入一般文學的手法最好，但它的極限是“具有文學風味的偵探小說”，想更上一層樓，也就是文學性與偵探趣味並駕齊驅，我認為難如登天。在文學作品的大框架下創作，偵探趣味必將黯然失色，我深愛著偵探小說獨特的風格。失去這種特色的尋常文學作品，我不認為還稱得上是偵探小說，如此，必將扼殺偵探小說這個類別。如果有作品既具備偵探小說的元素，其思想又不遜色於一般文學，那麽這部作品便是實現了最為遙不可及的理想。但以我目前的想象力，實在無法在腦中構思出那樣的作品，這是至難中的至難之事。

木木說不該先思考詭計，而該先塑造操縱詭計的人物以及這些人物之間的關系。如果他是指重視動機的必然性，我絲毫沒有異議，但這也是有限度的。如果照字面意思將詭計視為次要，只重視人與人的關系，並追究它的必然性，這樣的作品人物自然不會任憑作者擺布，那麽這裏面真的會誕生出偵探小說式的詭計嗎？我很懷疑。我認為如此架構一部作品，作中不會出現詭計，反倒有可能出現更不同的東西、或是以偵探小說來說不及格的詭計。如果以人性為優先，理所當然便衍生出這樣的結果。從這個思路中誕生的作品，如果作者徹底對文學忠誠，那麽最多會是帶著幾許偵探風味的一般文學。如果將《卡拉馬佐夫兄弟》當成偵探小說加以評價，水平算不上高，偵探小說根本的趣味並沒有徹底表現出來。

就現實面來看，國內外的作家在創作正統偵探小說時，並不是先創造人物，再根據人物個性形成符合其身份思維的詭計。而是先鉆研詭計，再安排適合詭計的（盡可能具有必然性）的人以及人物關系。這與文學創作的過程相反，卻也是偵探小說的宿命。如果無視這個宿命，妄想在文學創作的母胎中孕育偵探作品，那結果一定是南轅北轍，徒留遺憾而已。

恕我重申，我並不排斥文學元素，但將偵探小說的根本要素擺在第一位，在不打破偵探框架的範圍內納入文學趣味。這是我異於範達因及甲賀三郎主張的地方，我沒有超越限度，不認同以文學引導偵探要素的文學至上的木木理論。我並非全盤否認木木說的可能性，只是覺得那實在難如登天。

我認為日本的偵探小說以整體而言，相較於偵探式的趣味，文學味更勝一籌。我在編纂傑作集的時候，經常感覺與英美的短篇偵探小說集相比，我國作品的文學味更為濃厚，這種文學性當然不可比肩第一流的文學作品。相反，日本偵探小說該有的邏輯趣味卻單薄許多。在三五十頁的短篇篇幅限制中，這也無可奈何，那麽長篇的邏輯趣味就比較濃郁嗎？事實上卻是更清淡如水。

從戰時到戰後，我前所未有地大量閱讀英美著名長篇，越讀越能強烈感覺出日本的偵探小說與世界的主流相去甚遠。過去，我們受到英美偵探小說的刺激，奮起直追，還沒有從正統的偵探小說學校畢業，就已在不知不覺間繞進旁門左道去了。日本的偵探小說現在缺少的不是文學理論（因為已經到達某種水平了），而是偵探小說創作理論。我們必須回到正道來，在原本的偵探小說，尤其是長篇偵探小說方面，拿出能夠與英美傑作比肩甚至淩駕其上的作品來才行。當我看到終戰後偵探小說復興的趨勢時，最渴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親眼目睹這樣的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