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引文獻說明

《大公報》（1902—1948）

《大公報》名義上是獨立的，但它與國民黨“政學系”之間的關系卻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人接管上海前四五個月，國民黨對這座城市的統治已開始瓦解。這時，出現了很多小冊子和相當“左傾”的號外。由於報紙大多在上海已被查封，或內容銳減，美國領事館的譯員已無事可做，於是他們在《中國報刊回顧》中翻譯了上述出版物的內容。盡管這些出版物總體傾向於批評，但它們對《大公報》的看法似乎是基本準確的。下文對《大公報》歷史的概述源自對這些出版物和文後所列各種書報的比較和綜合。

1902年，滿族人英斂之創建《大公報》，在北平、天津兩地發行，是一家受人尊敬的報紙。早些年，該報因抨擊清政府的腐敗而聲名鵲起。辛亥革命後，英斂之將該報出售給王郅隆。段祺瑞是皖系首腦，是1912—1926年間北京北洋軍閥的主要人物，他是當時《大公報》的主要支持者。據說，孫中山也資助過《大公報》，因為該報不時為其呐喊，如同它為與段祺瑞聯盟的各個軍閥呐喊一樣。但此時《大公報》並不革命，它反映的基本是其主要支持者的立場。胡霖（胡政之）是該報1916—1925年間的總編輯，也是《國聞周報》的創建者和出版人。顯然《國聞周報》也由段祺瑞支持，並和《大公報》往來密切。

“政學系”與該報關系的最初起因就是該派系與段祺瑞的關系。“政學系”的一個源頭是歐事研究會，這個團體大概1915年在美國成立，創始人是黃興將軍和一群國民黨員，他們是在黃興和孫中山就對日政策和《二十一條》上產生分歧後離開中國的，當該會成員回到華南時，他們把自己的組織改名為“政學會”，積極投身孫中山廣東政府的政治活動和在廣東舉行的國會會議。根據錢端升的說法，當時熱衷於和北洋政府重修舊好的“政學會”會員多次讓國會會議中止，正是他們的舉動讓孫中山開始蔑視他以前的追隨者和黨派政治，甚至議會政治本身。

不管怎樣，“政學系”願意和北方的軍閥合作，特別是和段祺瑞及皖系聯合。這一聯合使該派系成為國民黨內的一個極右派。但隨著段祺瑞在20年代垮台，“政學系”也暫時偃旗息鼓。1912—1920年間，該派系的一個領導人吳鼎昌在北京各軍閥政府裏擔任過重要的經濟和財政方面的職務。此時，顯然由於段祺瑞倒台的原因，他也離開了政界，成為鹽業銀行的董事長，並在1923年成為華北四家主要銀行組成的四行聯合準備庫主任。這四家銀行是鹽業銀行、金城銀行、大陸銀行和中南銀行。

吳鼎昌認為，發行報紙可以重振“政學系”雄風。他從金城銀行的創建者、總經理兼董事長周作民手裏得到資本，組成一個新公司，買下段祺瑞支持的《大公報》和國聞報業。

重組後的《大公報》於1926年9月1日在天津出版發行，該報很快在經濟和新聞上獲得成功。早在1932年，它就取得了幾倍於最初投資的利潤。該報被稱為“北四行”的文化企業，周作民是其中舉足輕重的財政家，吳鼎昌是社長，前總編輯胡霖成了經理，而社論作者張季鸞（張熾章）成為總編輯。40年代《大公報》聞名遐邇的主筆王蕓生，1926年時尚為天津某小報的記者，他在和張季鸞就社評而進行的一系列爭論中給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張的青睞。後者提攜這個年輕人為《大公報》工作。30年代後期，王蕓生在他的恩師退休後接任總編輯。

張季鸞任《大公報》總編輯期間，該報聲名遠揚，成為國內發表新聞和社評最可靠的一個論壇。但這並不意味著該報宣稱的“不黨”——該報名稱表明“公正”——是無可懷疑的。《大公報》重組後不久便開始批評蔣介石。但隨著蔣成功結束北伐並且（據說）成功說動張季鸞，這一切就逐漸改變了。

1931年日本侵略滿洲後，該報支持蔣介石關於中國尚未做好對日開戰準備的立場，因而遭到主張立即反擊日本的人的憎恨。直到蔣介石停止了“剿共”戰役並最終在1937年對日作戰之後，《大公報》才改變立場，成為堅定的主戰派，並和國民黨政府一起遷到重慶。1941年，《大公報》得到了國際認可，獲得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的嘉獎，表彰其對新聞事業的貢獻。

抗戰期間，該報被認為不僅支持抗日而且擁戴委員長本人，後者部分出於總編輯和蔣介石之間的私誼。但不管怎麽說，《大公報》的社評方針好像反映了銀行家、商人、“政學系”政客這三者的利益。因而，雖然該報在總體上持自由派立場，並不時批評中國時局，但它不批評蔣介石。同時在揭露有關腐敗等醜聞時，它從不點名批評卷入醜聞的“政學系”要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