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金融

共產黨準備工作的又一方面是囤積糧食和其他必要食品。這些商品在戰鬥結束後就盡可能快地運到城市，以幫助穩定價格，養活人口和提供救濟。這些糧食還用來作為實物薪酬支付給招募來的幫助軍隊清理戰爭廢墟的平民。有些城市順利地將大量的糧食和基本食物運進城裏，完成了任務。這些城市包括石家莊、營口、濟南、長春、北京、天津和上海。[28]

防止通貨膨脹的措施

國民黨遺留給共產黨的最嚴重的城市問題當然是通貨膨脹。為了成功穩定價格，食物的充足供給和工廠的不受損害作為前提條件當然非常重要，但僅僅如此還不夠。

商業上的第一個命令是將1948年8月國民黨幣制改革以後的金圓券，兌換為人民幣。1945年，還都的國民黨政府用了幾個月才收回了原淪陷區的所有偽幣。1949年，北平於1月22日和平解放。但是直到1月31日人民解放軍大規模進城前，仍由原有人員維持治安和管理。到了2月3日，新貨幣的匯率公布。貨幣轉換於2月23日完成，從那天起禁止金圓券在北京流通。匯率定在10元金圓券對1元人民幣。工人、教師、學生和窮人被允許以優惠的比率：3元金圓券對1元人民幣兌換貨幣，這一特許權在共產黨到達上海的時候被免除，因為它為投機創造了機會。在1月15日被共產黨占領的天津，貨幣轉換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完成。在上海，在城市被解放的兩周內，貨幣轉換完成，國民黨貨幣被禁用。[29]

然而公眾對新貨幣的信心並不比過去對舊貨幣多。金、銀、外匯市場繼續交易旺盛。價格和工資經常用銀圓而不是用新的人民幣計算。投機行為也相應活躍起來，實際上在人民幣剛出現的幾天內就因為投機貶值了。在上海，6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個銀圓的價格從人民幣660元上升到1800元，每兩黃金的價格從人民幣3.9萬元上升到11萬元。商品價格隨著金銀價格的上漲而攀升。[30]

根據上海的中國人民銀行經理所說，那裏零售價格在一星期內的增長率等於解放區前一整年的增長率。[31]重新組建的上海商會天天宣稱一些“無形的罪惡”還深深植根於人們的頭腦中，包括：對儲蓄缺乏熱情、習慣於看重商品不看重貨幣、投入時間精力搞投機和謀取暴利、對生產不感興趣。[32]

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北京、天津、南京和上海的軍管會主要依靠勸誡的方式解決問題，卻不成功，於是它們禁止金銀和外匯的流通、交易和用作計算價格的標準。雖然市面上的交易禁止了，還是允許人們持有金銀和外匯，定期存於人民銀行的賬戶中。這些金、銀和外匯按照當天官方匯率以人民幣的形式見票即付。

一位官員指出公眾一定認為對共產黨的規定和法令，就像對國民黨的一樣，不必太當真。在北平，禁令在2月28日宣布。3月2日，軍管會開始逮捕兌換貨幣的人。這些人忽略了——據一家無線電廣播謹慎的說法——軍管會的“建議”。到了3月4日，116名貨幣交易者被逮捕。他們中的大多數在作了登記並答應不再交易銀圓後很快被釋放了。[33]

在上海，貨幣置換過程比北方城市實行得還要快，於是令人民幣成為唯一交易媒介的工作在開展時比北方多了幾分戲劇化。在6月10日的早上，人民解放軍軍隊在股票交易大樓周圍圍上了警戒線，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城市內投機金銀的中心。他們逮捕了2113人。在教育後，1863人在24小時被釋放。剩下的，被認為罪行更嚴重的250人被羈押。在這些人裏，有幾個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投機者。[34]

同一時間，新政權還開始動員群眾支持拒銀運動，要求工人、國營企業、政府機關和學校拒絕接受和使用銀圓。6月9日，上海學聯召開了群眾大會，動員學生支持拒銀運動。來自100所大學和中學的6400名學生與會。幾百名學生宣傳隊很快來到街上教育商人和錢販子，並對每個過路人宣傳新的金融規定。[35]

軟硬兼施後，共產黨通過平價——也就是商品儲蓄單位刺激經濟，從而豐富了打擊投機的手段。它被設計出來，目的是為了保護儲蓄不受最壞情況下通貨膨脹的影響，這樣就消除了投資金銀的主要動機。在新的系統下，以人民幣形式存入的儲蓄被轉換成商品單位的儲蓄，每一單位代表以下商品市價的總額：一品脫米，一英尺布，一斤煤，一盎司食用油。當取出存款時，款項按取款時這些商品現行價格加上利息支付。[36]最後，所有政府銀行的貸款同樣以商品單位的形式計算，所有公職人員和很多其他人的工資也按該形式計算。

另外一個鼓勵儲蓄並吸收購買力的方法是政府債券的出售。推銷活動開始於東北，後來向南移。公眾前不久目睹了國民黨的債券貶值為不值錢的廢紙，所以可以理解他們不敢貿然支持這一項目。每個城市都成立了認購委員會，一場聲勢浩大的推銷活動開始了，主要針對工商界。與國民黨政府最後一次的債券發行不同，這次新政權第一次發行債券最後被認購一空。[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