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城市：1947—1949年

1947年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城市政策在逐漸發展，逐漸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在幾個相關聯的問題上，共產黨的態度漸趨保守。這一時期，人們開始糾正極左過激行為，與此同時，土改過程中也出現了反“左”傾的要求，這在前一章中已經提到。第二個變化和人們對“左”傾冒險主義的擔心有關，特別在東北，許多人對學習蘇聯的經驗表現出明顯的興趣。最後，城市管理本身成為這一時期共產黨關注的主要問題。對共產黨而言，它的重要程度絕不亞於戰爭、土地改革、整風、農村生產運動。

新華社在1948年7月30日發表了一篇社論，總結了內戰兩年來黨取得的成就，並且承認，黨已經把城市作為了新的工作重心。社論指出，戰爭進入到第二年，人民軍隊奪取了幾個重要城市，並且從防禦轉入進攻，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解放區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形勢。在新的一年裏，落實黨的新解放區政策，特別是新的城市政策，是排在軍事作戰之後第二重要的任務。

共產黨城市政策主要內容包括：消滅和解散敵方武裝；逮捕所有城市解放後繼續頑抗的敵人；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公有制。逮捕和沒收的對象應嚴格限制，不能擴大化。此外，所有的私人財產、資本家（無論他的企業規模有多大）、文化、教育、宗教組織以及外國人，都將得到保護。

對於城市的私有財產，共產黨采取了與在半封建的農村不同的做法，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沒收這些財產，然後重新分給窮人。“城市的社會改革，在任務和方法上，與農村的土地改革是完全不同的，”該社論評論道，“目前，我們在城市的主要敵人是國民黨反動政權和真正的官僚資本家。至於民族資產階級，我們的任務並不是對他們進行革命，而是團結和改造他們。”[55]

7月30日的社論強調了保護城市工商業、避免不必要的騷動以及團結民族資產階級，這可以看做是上一年秋天已經出現的反極左路線的進一步發展。

工人：反極左運動

1948年2月7日，新華社發表了另一篇社論，談到了勞工戰線的變化，並分析了這種變化的性質。從1947年底開始，反極左運動進行的越來越熱烈，社論對工人的行為進行了辯解：

必須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狀況下，中國共產黨內仍然有不少黨員、幹部、工會工作者，甚至是一些擔當高級職位的領導幹部還是不能弄懂黨的工業政策和工會運動路線，他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們只知道片面的、狹隘的和近視的所謂“工人的利益”，而不能再稍微看得遠一點。他們忘記了在1931—1934年間采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工業政策和工人運動路線是怎樣危害給工人階級和革命政府的。他們對過去十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工業政策和工人運動路線沒做任何調查研究。他們頑固地反對黨的路線，許多地方領導機關很少時間甚至沒有正式討論和宣傳過黨中央的路線，使從事勞工運動工作的同志們完全不了解黨中央的方針路線。他們處於一種麻痹的狀態之中。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所有黨的地方領導機關必須認真討論中央的路線、工業政策和工人運動路線，並下決心改正“左”傾冒險主義的思想、政策和工作方法。[56]

幾周之後，毛澤東在一份黨內指示中再次強調了這一路線：

將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正確方針同片面的、狹隘的、實際上破壞工商業的、損害人民革命事業的所謂擁護工人福利的救濟方針嚴格地加以區別。[57]

共產黨的總體目標一直沒有改變。自1937年之後，他們一直在推動勞資雙方的合作，希望雙方受益。1946年“五一”勞動節的發言重申了這些目標：工會必須說服資本家改善工人待遇，並說服工人不要對資本家提出過高要求。盡管如此，對於總體路線的具體內容，卻有著不同的選擇和解讀。這一路線與農村的土地改革有些相似，既讓貧農得到土地，又不侵害中農的利益，在很多情況下，這是很難辦到的。同樣，勞工政策在具體實施時，在很多情況下難以保證勞資雙方同時獲利。在張家口，共產黨試圖滿足勞資雙方的要求，在其他一些地區，共產黨主要關注工人的要求。但到了1948年，共產黨的工作重心轉向了促進生產和工業發展上。

兩個問題　此外，共產黨認為當時的工人運動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過分關注工人的要求，而忽視了他們的職責。其次是沒有重視工人內部的鬥爭和不和。

關於第一個問題，陳伯達寫到，在老解放區，企業本身的狀況往往得不到重視。為了增長工資和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生產成本有時被推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至於產品滯銷，生產規模也無法進一步擴大。一些企業無法養活自己，另一些公有企業為了繼續運行，不得不依靠政府大量的財政支持。[58]在哈爾濱，“左”傾政策尤其對民營企業造成了沉重打擊。[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