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城市政策的起源（1945—1946年）

關於共產黨在張家口的管理工作，我們的描述或許是極不完整的，但仍然可以看出，在指導思想上，共產黨的城市政策具有濃厚的農村傾向。共產黨給張家口經濟設定的目標是，讓它成為更大的晉察冀邊區生產運動的一部分，而這一生產運動強調農業和輕工業要超過重工業。其目的是，在中央政府對解放區的經濟封鎖以及戰時環境下，實現基本程度的自給自足。

然而，這裏要指出的是，將張家口發展成一個工業和商業中心，為時尚早。共產黨顯然對中央軍隊1946年的攻勢估計不足。對於張家口，共產黨是用心經營的。在那些被認為不能長期固守的城鎮，共產黨通常只是搜集戰爭物資，不會著力發展當地的商業和工業。在這些地區，共產黨一般會拆掉所有的機械設備，將它們運到更加安全的地區，加強那裏的經濟和生產。我們在第六章提到過這樣的例子，在東北農村，共產黨軍隊運走了當地診所的設備，當然，他們沒有侵犯農民的私人財產。

當共產黨占據了越來越多的城鎮後，運走當地設備最終造成了極為不良的影響。但這種習慣養成於長年的遊擊戰爭，難以在一夜之間改變。共產黨越來越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勝利，因此，他們開始注意，在占領城市的同時，要對工商企業進行保護。所有文職和軍事人員都被告知，一旦進城，就要放棄他們的“遊擊思想”。[48]隨著戰局的發展，在所有的地方，共產黨開始實行在張家口采取的城市政策，保護私人財產、促進貿易和生產。

後來，共產黨自己也提到了他們在張家口的過分自信。[49]這一言論的直接來源尚不清楚。共產黨承認，把張家口發展成第二個戰時中心的決定，就當時而言，在戰略上是不成熟的。另一個錯誤是，新的市政府似乎總想照顧所有人的利益。隨後的變化表明，主要的問題或許包括：稅收激勵計劃、公共部門的擴張、相對高的工資水平、采用8小時工作制。在1946年，包括張家口在內的許多地區都采取了這些措施。

所有邊區政府都采取了有利於促進貿易和工業生產的稅收辦法。然而，共產黨並沒有實施人們預想中的未來共產主義的稅收政策。根據晉察冀邊區1946年推出的稅收法規，能免除所有稅收的企業只包括：提供某種原材料的公有企業、生產農具和打印機的企業、非營利性質的慈善事業。共產黨采取漸進的稅收方式，數額從企業純利潤的2.5%到最高33%。共產黨的分級所得稅只對最窮的人免稅，他們的收入大約為民眾總收入的10%至30%。[50]

正如前文提到的，1946年春天，張家口首次對公私企業的所有權進行了調整。解放區的其他地區也進行了類似的調整。5月，晉察冀邊區政府宣布，將華北最大的兩個煤礦——峰峰煤礦和焦作煤礦的所有權轉移到私人手上。在同一時期，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其他6個煤礦、山西東南部的太行工具廠，也被交到私人手中。[51]

6月，熱河政府發布了旨在促進公私礦業發展的臨時條例，熱河省以富含金、銀、煤等礦藏著稱。條例規定，日據期間被日本人強占的私人礦產，必須歸還原主。租給日本人的私人礦產，在租約到期後，也要交還原主。另外，所有日偽人員擁有或經營的礦產將收歸政府管理。同時，熱河政府還鼓勵私營企業家租賃和經營礦產。[52]

事實上，所有邊區政府都公開鼓勵商人和企業家投資各行各業，並給予他們貸款和其他支持。例如，1946年5月，一家私有銀行——瑞華（音）銀行，在邯鄲市大張旗鼓地開業了。另一個廣泛宣傳的事例是王英古（音）。據稱，在他兩次反抗甘肅的國民黨當局後，他的兩家化工廠都給沒收了。最終，在1945年秋天，他逃到河北南部，並在此處開辦了新工廠。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給他辦理了低息貸款，並把由各鄉各鎮“收集”到的零件設備免費送給了他。

1946年“五一”勞動節，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文中可以明顯看出，共產黨想要減輕私人資本的疑慮。內容如下：

私人資本是重建解放區的一股必不可少的力量。在國內外壟斷資本的沉重壓迫下，中國民族工業的成長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為了戰勝這些困難，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勞資雙方的互相諒解和協力合作是非常必要的。這樣的合作不僅對國家有益，對雙方也都是有益。工會一方面要說服資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以提高勞動熱情……另一方面，工會也要說服工人，不向資本家提過高的要求。並做到節約原料、加強紀律、加強和改善組織管理以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增加整個工廠的利潤。[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