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口的實驗

1946年1月以後，北平軍事調解處執行部時常會派遣一些記者乘機前往張家口監督國共雙方是否執行了停戰協議。在接受采訪時，共產黨的領導強調他們缺乏管理城市的經驗。他們經常談到，張家口的經驗將幫助他們確定農村幹部是否能在城裏有效地開展工作。[5]

毫無疑問，共產黨控制城市發生的變化給所有第一次到訪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街道上沒有乞丐了。人力車夫也大大減少了——和妓女一樣，共產黨政府鼓勵他們尋找新的職業。警察的警棍被沒收了，並且被禁止恐嚇和毆打包括人力車夫在內的底層勞動者。這些城市給人一種井井有條、管理良好的印象。街道得到定期清掃，在夜晚有良好的照明。建築物和由市政府擁有和管理的公共汽車得到了很好的維護。

首次來訪的人還對共產黨打擊漢奸的高效率印象深刻。中央政府試圖重新占領日本控制的地區，但收效甚微。共產黨盡量避免國民黨曾經犯過的錯誤。進入張家口後，共產黨立刻逮捕了300名漢奸——他們過去曾積極地配合日本人管理這座城市。包括前市長和秘密警察頭子在內的12名漢奸被處以死刑。其他人在獲釋之前必須參加為期3個月的培訓課程。[6]

然而，許多幹部的表現並不那麽令人滿意。到1946年3月，共產黨在張家口的軍事和文職人員已經達到了20萬。[7]晉察冀邊區的報紙擔心驕傲自滿的情緒會影響一些幹部的工作。許多幹部似乎不明白，新的革命秩序必須以人民的利益為基礎。他們也沒有認識到和平時期城市重建工作的重要性。該報警告道：“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作人員都必須堅持他在戰爭時期表現出的高度紀律性，他必須遵守和服從和平時期城市裏的秩序和紀律。”[8]

將工作重心從農村遊擊戰爭轉移到更平淡但更復雜的城市重建工作顯然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但張家口的城市管理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和迅速。部分原因可能是張家口的城市管理機構能被很好地納入到晉察冀邊區已有的行政結構中。共產黨接管張家口之後，立刻組建了一個由宋劭文領導的市民管理委員會。宋劭文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是一個無黨派的知識分子。同樣在張家口剛剛解放不久，晉察冀邊區的各個組織的代表就開始籌備在城市中建立相應的分支機構。這些組織包括邊區總工會、共青團、學生協會、教師工會，以及農民協會。

在10月中旬，晉察冀邊區政府和國民參政會——一個政府政策的民間咨詢機構，國民黨地區也有名字相同的組織——決定在察哈爾省和熱河省建立正式的政府。這兩個省政府完全由共產黨控制。另一項決定是，這兩個省的人民代表會議應在10月底召開，會議將討論城市的重建政策，並正式宣布省政府的成立。[9]不久之後，張家口就通過普選選出了該市參加察哈爾省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

大約與此同時，張家口還進行了街道組織負責人的選舉——該市所有的區都成立了街道組織。進行這些選舉的一部分目的是消除不受歡迎的保甲制度。[10]據稱，工會在這種“競選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2月公布的一份數據顯示，112名工人被選為該市6個區——該市共有9個區——的街道組織的負責人。[11]在隨後的4月，又舉行了該市國民參政會委員的選舉，參政會定於年底召開。晉察冀邊區政治局的一名委員指出，大約有80%的市民參加了這次選舉，最終選出了90名參政會委員和30名候補委員。[12]

對市民日常生活造成更直接影響的是共產黨對工商業和勞動者的態度。由於20年來，共產黨的政策主要針對的是農村和農民問題，因此沒有人能夠預測它的城市會怎樣做。在農村，中國共產黨重申支持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原則，但反對現行的土地所有制制度。地主擁有的商業和工業企業被正式確認為農村封建經濟的一部分。這些企業必須“收歸國有，合作經營”。這只是黨的農村政策得到正確執行地區的情況。在有些地區，甚至小商販的貨物也被沒收並發給農民了。共產黨的中央和地方文件告誡不要對城市資本進行類似的“清算”。但報告和隨後的指令顯示，這一期間，在一些當地官員的認可下，這種“清算”行為仍時有發生。[13]

除此之外唯一的線索是共產黨有關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的若幹描述，我們從中有可能猜到共產黨將會在張家口采取怎樣的政策。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共產黨設計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結束後一段時期中國社會整體規劃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基礎包括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合作經濟，但不包括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大的工商企業將被收歸國有，並由國家經營。[14]總之，共產黨1945年的城市經濟政策包括：消滅官僚資本（由國民黨官僚控制的大型壟斷企業）；抑制通脹；幫助私營企業（具體方式有貸款、提供原材料、協助產品的銷售）；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15]共產黨在內戰期間就曾提出並廣泛宣傳類似的口號：“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但真正的問題是，這樣一個似乎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政策如何能在被農村動亂包圍的城市中得到有效地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