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

以上便是共產黨在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擁有的全部城市工作經驗了。正是這次會議宣布，黨的工作重心將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到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將近四年直接管理城市的經驗，主要是張家口、哈爾濱以及東北少數幾個中型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對城市問題進行了認真思考，克服了新掌權的左翼政黨常常會有的眾多理想主義沖動。剛解放張家口時，共產黨為熱情和沖動所左右，試圖解決所有的中國城市問題，不僅對工人，也對管理者做了慷慨承諾。但後來，他們發現這些承諾是無法實現的。為應對通貨膨脹增加工資的做法，只是在1945年剛接管張家口時實行過，到1948年年中，就停止實施了。同樣廢止的做法還包括：不斷增加工資，以抵消生活成本的上漲；通過向工人提供最優厚的福利來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共產黨在張家口采取的其他“過分自信”的工業政策包括八小時工作制原則、擴大公共部門、對於公私企業的慷慨的稅收鼓勵制度。

但共產黨控制張家口的一年裏，也采取了以下政策：勞動競賽運動；利用計件工資制和物質獎勵制度提高個體勞動者的產量；為完成預定的工作任務，增加工作時間；限制工人的某些要求；強調勞動紀律；鼓勵私人投資。

對於中國共產黨將在1947年至1948年采取的城市工商政策，後面這些措施給了人們足夠的提示。在1947年下半年，隨著反“左”傾冒險主義運動的開展，共產黨的城市政策開始逐漸成形。這時，共產黨關注的重點已由工商業、工人明顯地轉移到為支持戰爭而盡量擴大生產和經濟重建上來了。新政策強調與私人資本的合作以及提高公有企業的管理水平。正式舍棄了根據工人的需求和政治表現確定工資的做法，采取了以技能、經驗、工作表現為評判標準的分級工資制。共產黨並沒有放棄解決工人階級所有實際困難的目標，但是將它推遲了。共產黨近期的目標是保證工人的基本生活，並盡量減輕通脹對工人生活的影響。同時，共產黨許諾今後將大幅提高工人福利，讓他們滿意。為此，1949年，東北首先試行了工人勞動保險制度。

雖然城市反“左”傾運動和農村反“左”傾運動的時間和形式幾乎是相同的，但它們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農村，反“左”傾運動標志著真正群眾運動的結束，這場群眾運動摧毀了農村原有的政治和經濟精英階層，並且平均了土地所有權。在城市裏，情況則有所不同。1948年的城市反“左”傾運動標志著共產黨的城市工商政策有了新的方向。當時，城市政策並不是土地改革運動的延伸和擴展，而是一個重大的、性質上完全不同的問題。在城市開展反“左”傾運動，至少是為了暫時維持資本家的地位，使他們免受日益激烈的工人運動的影響。工人們反對這種反“左”傾政策。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的主要城市解放後，工人的激進行為通常會持續幾個月。這一點我們將在第九章詳細描述。

1949年年中，李立三承認，一些工人仍然對勞資兩利的原則存有疑慮。黨優先發展生產，而將改善工人的生活放到第二位，這讓他們感到疑惑。不僅如此，他們幹脆直接質問道，為什麽共產黨不像在農村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那樣，把資本家的財產也分給工人。其次，既然資本家依靠剝削工人賺取利潤，一些工人提出質疑，擴大生產只會讓資本家剝削得更多，那麽為什麽他們要加班加點，提高產量。

對於第一個問題，李立三答道，將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並且同時提高農業產出，這二者是並不矛盾，可同時實現的。但一旦采取某些地方已經采取的做法，將工廠、商店以及其中的設備和貨物分給工人，結果就大不一樣了。生產和商業活動將會完全停止，工人也將失業。沒收並分配城市的財產無論對生產還是對工人都沒有好處。

對於工人的第二個問題，李立三指出，過去工人的確經受著三重剝削，即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私營企業以及中國工業本身的落後。現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家被打敗了。政府已經出台了法律，對私營企業的剝削進行了限制，保護了工人的利益。私營企業的剝削最終將被全部消除。目前唯一存在的問題是極端落後的經濟。國有資本仍然過於弱小，它單靠自己的力量無法承擔起發展生產的全部重擔。因此，不僅有必要利用私人資本，還要盡可能鼓勵它向生產領域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應允許私人資本賺取一定的利潤，與此同時，整個社會和工人階級都將從中受益。[124]